2024年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底定，由已經當選過美國45屆總統的川普，挑戰成功拿下了第47屆總統，並即將在2025年1月20日就職。比起第一次當總統時的內閣安排，這次的節奏顯然明快許多。本書的第六章《如何不修補美國外交政策》，點出了作者對於川普第一次當選總統時，外交人士的安排以及走向，都很值得參考為何這次川普的人事布局，不再採用各領域的大腕，而是以忠誠度為最優先考量。我覺得本書中作者對於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觀察，也有助於我們對於川普重新執政後的外交政策理解，也解釋了為何原本想要大有作為的川普，後來卻趨於與美國傳統外交政策逐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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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取自：博客來 |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期間，川普政府進行了一連串人事異動，逐步削弱了其初期較為激進的外交政策取向，並逐漸向傳統規範靠攏。
2017 年夏天，時任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凱利（John Kelly）取代雷恩斯·蒲博思（Reince Priebus）成為白宮幕僚長，並帶入具經驗的幕僚來穩定白宮運作。到了 2018 年初，國家經濟會議（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蓋瑞·寇恩（Gary Cohn）主動辭職，隨後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和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也被解職，分別由中情局局長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和強硬派約翰·波頓（John Bolton）接任。
這些人事調整反映出川普政府內部的路線鬥爭，許多支持激進改變外交政策的人逐漸被排擠，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主流外交共識的人物。儘管如此，川普在行為和言辭上依舊充滿挑釁，但其政策方向逐漸穩定，特別是在北約與盟國事務上的立場有所調整。例如，川普曾在競選期間批評北約為「陳舊」且「過時」的組織，但到了 2017 年 4 月，他改變立場，聲稱北約「已經改變」，並不再過時。為了安撫美國的歐洲盟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國務卿提勒森以及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皆於 2017 年上半年陸續前往歐洲，重申美國對北約及盟國安全的承諾。
這一系列人事變動與政策轉向顯示出，川普政府雖有初期的激進言論，但在現實政治壓力下，其外交政策逐漸向傳統方向修正，尤其是在對待盟友和國際組織的態度上有所軟化。
對於北約的態度
在 2017 年的北約峰會上，川普的發言引發了新的擔憂，因為他拒絕公開支持北約條約中的共同防禦條款（第五條），並批評其他成員國未能履行應盡的財政義務。然而，川普很快改變立場，在次月告訴記者「美國將會支持第五條款……絕對會」，隨後又在六月訪問德國與波蘭時重申這一立場，以示明確支持北約。
儘管最初立場搖擺不定，但美國對北約的實際軍事支持並未改變。例如，歐洲安全保障倡議（European Reassurance Initiative, ERI）和「大西洋決心行動」（Operation Atlantic Resolve）這些旨在防禦俄羅斯的計畫，均在 2017 年持續進行。更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北約年度預算要求美國增加 14 億美元 的資助，這相當於增加了約 40%。
川普對北約的主要抱怨——即歐洲會員國未能分攤足夠的國防支出——並非新議題。這種「負擔分享」的爭論幾乎與北約的歷史一樣悠久，過去多位美國總統、國防部長及國會領袖都曾發表過類似批評。例如，2011 年時任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在北約總部的告別演說中警告，如果歐洲國家不增加國防支出，北約將面臨「陰鬱或黯淡的未來」，並強調美國國會和政治體系對那些「不願意為自身防禦投入資源的國家」將失去耐心和支持。
歐巴馬政府時期也有類似表態。2014 年 6 月，歐巴馬訪問波蘭時批評歐洲國家的支出不足，並於 2016 年華沙高峰會上再次重申這一觀點。川普的國安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則將川普對北約的立場形容為一種「為迫使盟國解決自身問題而採取的策略」。
總體而言，雖然川普在公開言辭上對北約的態度時而挑釁，但美國對北約的軍事與安全承諾並未實質削弱，而北約內部關於成員國分擔防務成本的爭議也仍然持續。
對中國大陸以及俄羅斯的態度
川普政府雖然聲稱希望與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建立良好關係，但實際政策依然延續前任政府的謹慎與競爭態度，與歐巴馬和小布希時代的作法並無太大差異。
在 2017 年《國家安全戰略》 中，白宮明確將俄羅斯和中國列為美國的主要長期挑戰，指控這兩國「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與利益，並試圖破壞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儘管川普試圖調整對俄政策，但他無法阻止共和黨掌控的國會在 2017 年通過對俄羅斯的新經濟制裁。此舉激怒了俄羅斯總統普丁，導致俄方下令關閉美國政府在俄境內的兩處設施作為報復。川普隨後也接受國務院建議，關閉了三個俄羅斯的外交單位，包括舊金山的領事館。
同年 12 月，川普政府進一步強化對俄政策。前北約大使 沃爾克 被任命為烏克蘭特別代表，而具有強硬立場的歐洲政策分析中心前執行長 魏斯·米契爾（A. Wess Mitchell）則擔任主掌歐洲與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同時，川普政府批准了一項價值 4,150 萬美元 的對烏克蘭軍售案，包括提供反坦克標槍飛彈。這項政策獲得部分前歐巴馬官員的肯定，但也引發了俄羅斯的強烈批評。
到了 2018 年，美俄關係持續惡化。俄羅斯僱傭兵與美國支持的敘利亞民兵發生衝突，隨後又傳出俄羅斯特工在英國使用化學武器，意圖暗殺一名前俄羅斯間諜。這一事件進一步加劇了莫斯科與華府之間的緊張關係，顯示出美俄之間的對抗態勢並未因川普的個人言論而緩和，反而隨著事件的發展愈發惡化。
2018 年，美國與歐洲盟友（英國、法國和德國）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俄羅斯在英國發動的化學武器攻擊，隨後美國財政部對俄羅斯祭出新的制裁，作為懲罰俄羅斯干預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回應。儘管川普與普丁在 2018 年 7 月的高峰會上試圖修復雙邊關係，但事實上，在川普上任的頭 18 個月內，美國對俄羅斯的政策並未比歐巴馬時期更為緩和。
與其前任政府（特別是歐巴馬政府）相同，川普政府將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長期戰略競爭對手。2017 年，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兩次，並表示兩人建立了「良好關係」。雙方也同意，就關鍵雙邊議題召開年度「戰略對話」，這一做法延續了以往的美國政府政策。然而，川普對習近平未能對北韓施加更多壓力感到失望，並對美中之間日益不平衡的貿易關係深感困擾。
習近平在 2017 年 10 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上發表了一場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演講，清晰表達了中國的自信與戰略野心，進一步加深了外界對北京擴張影響力的擔憂。同時，白宮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和五角大廈的《國家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皆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指責中國試圖擴大影響力並「破壞區域穩定」，並強調「自由與壓迫」的地緣政治競爭正在印太地區上演。《國家安全戰略》同時強調美國盟友的重要性，包括對台灣的承諾，聲明將加強對現有盟友與夥伴關係的支持。
此外，美國國防部繼續將中國大陸視為其主要長期軍事對手，這一立場與小布希和歐巴馬時期並無不同。2017 年，美國海軍加大了在南海地區的「自由航行」行動，以具體行動反對中國大陸在該地區宣稱的領海權益，這也呼應了當時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的立場，表明美國堅持在國際海域維護航行自由的承諾。
在川普政府任內，中國大陸被視為美國的長期競爭對手，這一觀點直接影響了川普的貿易政策。2018 年 3 月，川普政府對中國大陸特定商品加徵關稅並實施投資限制，以此回應中國大陸違反世貿組織規範及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行為。然而，與中國大陸的競爭並非始於川普政府，對抗中國崛起的政策早在過去幾任政府時期便已展開。
對朝鮮的態度
與此同時，朝鮮問題 依舊是川普政府所面臨的棘手挑戰。自 1990 年代以來，朝鮮的核武與導彈計畫一直令美國頭痛不已，甚至在柯林頓和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曾多次考慮採取預防性軍事行動。隨著朝鮮核武能力的持續發展，歐巴馬總統也曾警告川普，朝鮮將是他上任後面臨的「最迫切問題」。
川普政府在應對朝鮮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戰術，並將矛盾升級至公開的「口水戰」。在川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首次對峙中，川普強硬表態：「如果中國大陸不解決朝鮮問題，那我們會解決！」2017 年期間，川普多次公開挑釁金正恩，稱他為「小火箭人」，並威脅如果朝鮮繼續挑釁，美國將「激起前所未見的怒火」。
2017 年 12 月，金正恩宣稱「整個美國領土都在朝鮮的核武射程內，核按鈕就在我的辦公桌上」。隨後，川普在推特上反擊，宣稱：「我的按鈕比金正恩的更大、更有威力，而且，我的按鈕是能夠運作的！」這種公開的言詞交鋒引發全球關注，也顯示川普政府與朝鮮的對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張程度。
儘管美國與北韓雙方頻繁進行言語威脅與武力炫耀，川普最終還是選擇依賴經濟制裁和外交手段，這與他的前任總統們如出一轍。川普最初宣稱朝鮮「不會再發生」更多彈道飛彈試射，但在面對朝鮮新一輪核試驗時，川普政府並未採取軍事行動，而是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對平壤施加了新一輪的制裁。美國官員不斷強調「時間正在流逝」，暗示軍事選項仍在考量之中，但川普依然選擇避免開戰。
川普與其他總統面臨的問題一樣：若要徹底清除朝鮮的核武設施或摧毀其彈道飛彈發射能力，這很可能引發一場全面戰爭，導致數十萬名南韓人民喪生，與中國大陸爆發公開衝突，並令亞洲各國對美國的安全承諾產生質疑。因此，到 2017 年底，川普決定推遲與南韓的聯合軍事演習，直到首爾舉辦完冬季奧運會。同時，他也支持南韓主動向北韓提議舉行會談。川普在 2018 年 1 月表示：「我希望看到北韓參加奧運，也許事情將從那裡開始有所進展。」
隨後事態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期：2018 年 3 月，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與南韓總統文在寅舉行高峰會，雙方進行了雙邊對話，金正恩更是意外向川普發出會面邀請，提議討論核武議題及兩國之間的爭端。儘管外界對這場會議是否明智充滿懷疑，且事前準備也極為倉促，川普仍迅速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請，這也標誌著美國與北韓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在 2018 年 6 月，美國總統川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於新加坡舉行了一場歷史性的短暫會晤，並簽署了一份內容模糊的協議，承諾「致力於去核化」的目標。川普隨後宣稱，朝鮮的威脅已經「消失」，但實際上平壤的核武能力並未因此改變，這場會議更像是一場形式大於實質的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一開始聲稱美國擁有「所有選項」，包括軍事手段，但最終他仍選擇了外交途徑，這顯示出川普本人已逐漸認知到，解決美國與朝鮮之間的分歧，依靠外交手段才是最佳選擇。儘管如此，川普對朝鮮問題的處理，與他在 2016 年競選期間的立場有所偏離；他曾提出應讓韓國和日本發展自己的核武以應對北韓威脅，但如今他更強調美國的安全保證。
對中東的態度
在中東，川普的政策延續了過去的方向，並強化與美國傳統盟友的合作。他於 2017 年 5 月 上任後的首趟海外出訪便選擇了沙烏地阿拉伯，並呼籲阿拉伯國家團結，打擊激進主義、恐怖主義及伊朗的區域影響力。川普特別支持沙烏地王儲穆罕默德·賓·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推動的經濟與社會改革計畫，儘管這位王儲在葉門、黎巴嫩和卡達等地試圖削弱伊朗影響力的行動成效不彰，且過程中展現出魯莽的決策風格。
總體而言，川普在中東政策上強調與盟友的合作，尤其與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以色列和約旦等國加強聯繫，並試圖以此作為對抗伊朗影響力的戰略支點。這一政策也反映出他對伊斯蘭激進主義採取的嚴厲立場，以及對形成「阿拉伯聯盟」以共同打擊區域威脅的支持。
川普在中東政策上的作法，雖然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整體上延續了美國過去幾任總統的策略，並未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的冒險主義問題，川普政府並未加以遏制，而是對沙烏地的經濟多元化和減少宗教限制的努力表示支持。這種態度與歐巴馬政府相似，因為歷屆美國總統通常都樂見沙烏地推動這類改革。
在 2017 年 4 月 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再次使用化學武器後，川普的反應顯示他採取了傳統的華府策略。儘管他先前曾反對美國介入敘利亞內戰（即便只是空中打擊），但他最終下令向發動化武攻擊的敘利亞空軍基地發射飛彈，這一決定震驚了外界。儘管這次行動對敘利亞內戰本身沒有實質影響，阿薩德政權的地位甚至在當年進一步穩固，但川普卻因此贏得了共和黨、民主黨以及主要媒體的讚揚。CNN 評論員札卡瑞亞甚至表示：「我認為川普（在昨夜）成為了美國總統。」
此外，川普對伊朗的政策也延續了自 1979 年伊朗巴列維王朝垮台 以來美國政府的反伊朗共識。他反對並最終退出了 2015 年達成的 《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該協議旨在限制伊朗發展核武，但這一決策雖然是對歐巴馬政策的明顯背離，卻並不算是外交政策共同體中的激進立場。儘管如此，川普的退出行動仍招致來自民主黨及部分國際社會的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自一開始便備受爭議，歐巴馬政府為推動該協議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這也反映了美國內部對於伊朗政策長期存在的分歧。
在 2017 年 12 月，川普政府在以巴衝突議題上採取了一項具高度爭議的立場，公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這一決定明顯打破了國際社會長期以來對耶路撒冷地位應透過協商解決的共識。先前的美國總統雖然曾在競選期間做出類似承諾，但都選擇不實行，以避免激化局勢。而川普此舉則打破了這一慣例。
川普選擇了大衛·弗里曼（David Friedman）擔任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這位大使是以色列定居運動的堅定支持者，清楚顯示出川普政府不打算在這個議題上對以色列施壓。與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不同，川普並未全力支持「兩國方案」作為解決以巴衝突的核心方向。他在 2017 年 2 月 的一次採訪中表示：「我正在考慮『兩國方案』和『一國方案』，只要雙方都喜歡，這就是我所喜歡的選項。」
這一立場顯示出川普政府對以色列的高度偏袒，並進一步削弱了美國作為中東和平進程「中立調解者」的角色。當巴勒斯坦領導人針對川普承認耶路撒冷的決定提出抗議時，川普不僅譴責他們「缺乏感激與尊重」，甚至威脅要切斷美國對巴勒斯坦當局的援助。
川普對耶路撒冷的政策選擇，與其前任形成了鮮明對比，但這並不代表美國中東政策的全面轉變。事實上，這更像是美國對以色列一貫友好政策的延伸，只是川普選擇更加直接且具挑釁性的方式來展現對以色列的支持，而不再顧及國際上的普遍共識或區域穩定的風險。
川普政府在以色列議題上的立場，雖然比前任政府更為偏袒以色列，但並未代表美國中東政策的根本轉變。川普對於以色列占領行為的盲目支持，以及不願對以色列施壓的態度，主要是將過去幾任美國總統的實際立場更加明顯地表達出來。
過去的美國總統，例如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雖然在公開場合呼籲以色列推進和平進程，但從未真正動用美國的影響力或援助來迫使以色列改變政策。相反，他們一再強調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是「不可動搖的」。在 2017 年，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和平進程」存在，而川普的行動（如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舉措，進一步讓「兩國方案」的選項瀕臨崩潰。
然而，這一動作也揭示了美國長期以來在中東問題上偽裝出來的「公平調解者」形象已不復存在。川普的作法清楚表達了美國政府站在以色列一方的立場，並且無意動用影響力來促成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對老練的觀察者來說，這一點早已不再是秘密，而川普的政策只是將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態度變得更為明顯，讓任何人都不再被「外表公平」的假象所迷惑。
對國防與防恐政策的態度
在國防與反恐政策上，川普在競選期間指責歐巴馬政府忽視美國的國防需求，聲稱美國已成為一個「脆弱的國家」，即使美國的國防支出已經超過其後十多個國家的總和，且接近中國國防支出的三倍。川普堅稱「美國的軍事主宰地位必須是無庸置疑的」，並承諾會加大國防投資，以維持美國的全球軍事優勢。
川普在國防政策上的作為，雖然充滿聲勢，但與過去幾任總統相比，並未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上任之初便提議將基礎軍事支出增加 10%，最終眾議院通過的預算數額甚至超過了川普的要求。然而，這並未構成重大轉變，因為川普及其國防部長詹姆斯·馬提斯（James Mattis）並未針對美國在海外的軍事承諾、整體戰略，或五角大廈的日常管理機制提出重大調整。
與此同時，川普將更多決策權授予地域性司令官，使其能在不需白宮批准的情況下更靈活地展開軍事行動。因此，在川普上任的前 142 天 內，美軍發動的空襲次數是歐巴馬政府最後 142 天的 六倍以上。然而，這一增加主要是作戰節奏的加快，並非戰略上的根本變革。此外，川普試圖推翻歐巴馬准許跨性別者服役的政策，卻因缺乏軍方支持而遭聯邦法庭宣告無效。
雖然川普將國防預算的增加描繪成「史無前例」的舉措，但根據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詳細分析，這次的增幅遠低於過去數十年間其他國防預算增長的總和，並未達到「歷史性」的程度。
在反恐政策 上，川普政府基本上延續了歐巴馬政府的戰略規劃。美軍對伊斯蘭國的作戰行動持續進行，儘管作戰節奏略有加快。此外，川普也同意在索馬利亞、敘利亞及其他地區小幅增兵，但這些變動屬於微調，並未構成政策方向的根本性改變。
總體而言，川普的國防與反恐政策繼承了前任政府的框架，僅在作戰指令授權和執行節奏上有所變化，並未實現他所宣稱的「重大重建」。美國國防部繼續執行傳統任務，包括訓練他國軍隊和打擊激進分子，顯示出川普的政策更像是延續而非革命性的變革。
在反恐政策上，川普政府的實際作為與過去政府幾乎沒有本質上的差異。美軍依然透過空襲、無人機攻擊及特種部隊突襲來打擊恐怖分子。根據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的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川普的反恐策略「與前任政府非常相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也持相同看法，指出川普的反恐軍事戰略「與歐巴馬後期的政策並無實質差異」。《長期戰爭雜誌》編輯比爾·羅吉歐（Bill Roggio）更直言：「川普基本上做了與歐巴馬相同的事，只是力度稍微更強了一些。」
這種政策延續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自杜魯門時代以來，每位美國總統皆承諾要維持美國的軍事霸權。尤其自 9/11 事件後，「不加批評地支持軍隊」幾乎已成為美國政治人物的標準言行。正如前文提到的，美國軍事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數十年來持續擴張，而川普任內更是達到高峰，國防政策依舊由大量軍事將領主導。
總體來說，川普的國防政策並未帶來革命性的改變，而是「一切照舊」，只不過花費更多預算，並加大了空襲與軍事行動的力度。
對於非法移民的政策
此外，川普在移民議題上的強硬立場則早有跡象可循。在競選期間，他不斷發出針對國外恐怖分子、罪犯及「壞分子」的危言聳聽的警告，並反覆承諾要在美墨邊境築一道「高牆」。因此，川普在移民政策上拒絕不受歡迎的移民並採取強硬態度，並不令人意外，這正是其競選承諾的延續。
川普政府在移民議題上採取了強硬立場，但整體政策並未偏離過去幾任總統的軌跡。川普試了三次才提出一項經過司法審查的行政命令，禁止來自六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人民入境美國。最終，最高法院 批准了政府的第三次版本，並推遲對該議題的審查。此外，川普敦促法務部加速非法移民的遣返作業，並終止了一項自 2001 年 起針對約兩萬名薩爾瓦多民眾提供「暫時保護身分」的人道簽證，使這些人面臨遣返風險。
2018 年 1 月，川普因將幾個發展中國家描述為「糞坑國家」而引發爭議，並公開質疑美國是否應該接納來自這些國家的移民。他的「零容忍」政策尤其引發批評，該政策試圖通過將被拘留的孩童與其父母分開，以達到嚇阻非法移民的效果。然而，除了這一爭議性政策外，川普政府的行動與過去總統相比並無根本性差異。
事實上，自 911 事件 以來，國土安全 一直是美國政府的首要優先事項，相關預算大幅增加。根據數據，2003 到 2014 年間，用於海關與邊境安全的聯邦預算增加了 91%。歐巴馬政府時期，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規模大幅擴張，並在最後一次國土安全部預算中增聘超過 2,000 名海關與邊境巡邏人員。此外，歐巴馬任內共遣返了超過 500 萬人，遠超川普第一年的遣返速度。
學者彼得·東布洛斯基（Peter Dombrowski）與西蒙·萊克（Simon Reich）在分析川普的移民政策後指出：「當評估自 9/11 事件以來的美國行動時，（川普的）目標與言辭並未顯示美國政策存在根本性變化。」事實上，川普並非第一位提出要在美墨邊境築牆的總統，且他同樣面臨難以實現這一目標的挑戰。小布希政府時期便已提出過類似計畫，而川普不過是將這項構想作為他強硬移民政策的象徵罷了。
小布希政府時期曾嘗試在美墨邊境建設障礙物，但因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成本遭到國會阻止，最終只建成約 700 哩 的邊境圍籬。川普的經驗幾乎如出一轍：無論是墨西哥還是由共和黨掌控的國會，都拒絕為邊境牆出資，導致川普難以再宣稱墨西哥「最終會買單，只是稍晚一些」。到 2018 年 1 月，川普向國會領袖坦承這道牆「不再是必需品」，白宮幕僚長凱利進一步解釋說，川普最初承諾築牆時，並未獲得「完整資訊」，如今他的觀點已經有所「演進」。
對國際組織的態度
川普政府在許多重要的外交政策議題上，確實與過去的美國外交政策傳統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全球化與多邊主義方面。長期以來，美國致力於引入由自身扮演中心角色的多邊機構，並強力推動「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然而，川普的「美國優先」口號顯示他對這些機構的價值提出質疑，特別是在經濟層面上。他認為這些國際組織往往讓美國簽下「糟糕交易」，不僅未能有效發揮美國的影響力，反而限制了美國主權並削弱美國經濟實力。
為了兌現其「美國優先」的承諾，川普毫不猶豫地將這一議程付諸實踐。在他上任的第三天，便宣布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這項極具野心的多邊貿易協議曾是歐巴馬政府「亞洲再平衡」戰略中的關鍵要素，旨在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
川普的這一決定標誌著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轉變，並強調了他對多邊主義的懷疑態度。儘管川普宣稱這是一場對美國經濟利益的「糾偏」，但這一行動也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受到質疑，並為中國提供了擴大區域影響力的機會。
川普在 2017 年 4 月 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使美國成為全球唯一否決該協定的國家。此外，在 2017 年 3 月 的 G20 高峰會 聯合公報中，美國的堅持導致該文件放棄原本「拒絕所有形式的保護主義」的承諾。時任財政部長 史蒂芬·馬努欽（Steven Mnuchin） 隨後向媒體強調：「我們有一個新政府，以及新的貿易觀點。」
川普接著針對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的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提出批評，稱之為「單邊協定」，並指責它造成美國 600 億美元 的貿易赤字。同時，川普指責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設立偏袒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進而阻止任命新成員進入 WTO 的七人上訴機構，這一舉動威脅到 WTO 未來解決貿易爭端的能力。
此外，川普拒絕接受中國大樂提出的 自願縮減鋼鐵產能 提議，並據傳要求美國官員尋找理由對中國大陸施加更廣泛的關稅。他也威脅要退出 2011 年簽署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迫使韓國同意對該協定進行些微修改。與此同時，川普的商務部於 2017 年 9 月 發起超過 60 項「進口補貼調查」，為可能的懲罰性關稅做準備。到了 2017 年 12 月，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到，美國將尋求「公平且互惠」的雙邊貿易與投資協議，但文件中未提及更廣泛的多邊協議。
儘管川普政府早期的政策看似大力退出全球化，但與他競選期間強烈反全球化的辭藻相比，實際行動更像是試探性的舉措。例如，川普最終並未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也未裁撤進出口銀行（這是他競選時的承諾）。此外，他選擇重新協商 NAFTA 和韓美自由貿易協定，而非完全放棄它們。
總的來說，川普在國際經貿議題上的政策雖然表面上充滿對抗性，實際上更偏向於進行調整和重新談判，而非全面退出。這種做法反映出川普在政策執行時，部分受到現實政治與經濟壓力的約束。
川普政府在貿易政策上的分裂反映了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拉鋸戰。一方面，白宮內的 班農、萊特希澤 和 納瓦羅 等人推動偏向保護主義的經濟議程，試圖重新調整美國的貿易政策以「帶回流失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財政部長馬努欽、國務卿提勒森 和國家經濟會議主席 寇恩 則採取更為溫和的立場，努力避免與美國盟友爆發貿易戰爭，並回應來自美國商會、企業利益團體及農業州（所謂「紅洲」）的反對聲音。
在 2018 年 1 月 的達沃斯論壇上，川普發表了一場較為溫和的演講，重申他支持「自由但公平的貿易」，並強調「美國歡迎人們來做生意」。這場演講似乎是對全球化的部分妥協，但也顯示出川普的內在矛盾：他既不是自由貿易的忠實擁護者，也深知他的支持者期待他兌現保護美國經濟的承諾。
然而，川普在 2018 年 2 月 再次回歸保護主義的本能，拒絕了寇恩與提勒森的建議，宣布對鋼鋁進口產品祭出嚴厲關稅，並在推特上聲稱：「貿易戰爭是好的，而且容易贏。」此舉引發了白宮內部的重大動盪：國家經濟會議主席 寇恩 因不滿而辭職，國務卿 提勒森 則在幾週後被解職。此後，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和國家經濟會議中的 納瓦羅 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推動川普政府更加偏向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
這一系列政策反映了川普試圖在「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和全球化浪潮之間取得平衡，但實際行動往往受到國內政治和經濟壓力的牽制，導致政策反覆且分裂。
在 2018 年，隨著川普政府內部經濟國族主義者如萊特希澤和納瓦羅逐漸掌控政策方向，美國對全球貿易秩序發動了一系列攻擊。首先，川普於 3 月 針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違規與智慧財產權盜竊行為」施加了懲罰性關稅；接著在 6 月，針對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的鋼鋁產品課徵重稅。到了夏季，全面爆發貿易戰爭的可能性已不可排除，現行的全球貿易秩序面臨嚴峻挑戰。
然而，川普政府的這些關稅政策引發了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迫使政府迅速調整執行範圍，改為「選擇性執行」。此舉引發各方的遊說浪潮，各產業紛紛尋求豁免，讓人意識到這些政策的影響並不如起初看起來那麼深遠。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並非首位動用關稅措施的總統：例如，小布希在 2002 年 曾對進口鋼鐵徵收關稅，而尼克森在 1970 年代 甚至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徵 10% 的關稅。因此，川普的做法並非史無前例，而是對美國長期存在的自由貿易爭議的一次延續。
在美國，自由貿易 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議題。儘管大部分外交政策共同體成員支持降低貿易與投資壁壘，將其視為「自由主義霸權」的重要要素之一，但國內的產業界和工會組織卻對自由貿易持保留態度，因其容易受到外國競爭的威脅。這些組織往往尋求政府的保護，並能獲得那些選區受貿易協定負面影響的國會議員支持。
基於這些理由，推動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如 NAFTA 和 TPP 一直極具挑戰性。因此，川普政府在貿易政策上的舉措，儘管遭遇來自部分顧問的反對，卻也反映出自由主義霸權中的這一要素正在面臨持續的壓力與挑戰。
川普政府與自由主義霸權的核心原則出現了明顯裂痕，特別是在民主、人權推廣及國家建立等議題上。這是川普政策的第二個重大偏離。
對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態度
在 2016 年競選期間，川普幾乎完全未提及民主和人權的重要性。他在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 薩勒曼、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和菲律賓總統 杜特蒂 的會晤中，也選擇回避這些議題。此外，2017 年 的《國家安全戰略》雖然提及人權，但僅表示「不應將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他人之上」。這種表述顯示出川普對傳統自由價值的冷漠態度。
川普對自由媒體的猛烈攻擊，及其對既定民主規範的漠視，進一步暴露出他對自由主義價值的承諾極其薄弱。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頻繁批評「假新聞」，成為許多國外獨裁者用以辯護其破壞自由行為的藉口。例如，這些領導人迅速利用川普的言論來開脫自身對新聞自由的壓制。
整體而言，川普對於積極推廣美國理想與制度幾乎毫無興趣，這或許是他與自由主義霸權之間最明顯的分歧。如學者 巴瑞·波森（Barry Posen） 所言，川普的策略可以被描述為「反自由主義霸權」：美國仍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軍事角色也未被削弱，但已不再致力於全心投入推動民主、人權和自由價值的議程。
這種轉變代表著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調整，從原本以「理想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霸權，轉向更務實且聚焦於自身利益的政策方向。
雖然川普政府對於推動民主、人權的承諾明顯減弱，但在實際政策上並未完全放棄這些議題。《2017 年版國家安全戰略》仍然堅稱，美國會繼續「捍衛美國價值」，並宣示尊重公民權利的政府仍是通往繁榮、幸福與和平的最佳途徑。這些表述在語氣上與柯林頓、小布希及歐巴馬時期的政策聲明如出一轍，甚至重申美國將「作為全球追尋自由與機會的明燈」。然而，這些普世原則卻被選擇性地應用，根據對象是盟友或敵人而有所不同。
當對手國家（如中國大陸、俄羅斯、朝鮮和伊朗）被指控侵犯人權時，川普政府會利用人權議題來削弱或羞辱對方，將其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然而，當美國的盟友或與美國關係友好的政權嚴重侵犯人權時，這些議題通常會被輕描淡寫帶過。例如，國務卿提勒森曾在內部筆記中指出，人權議題「應該被謹慎對待」，並表示在推動政權轉移上，人權議題是「一個必須考量的要素」。
這種選擇性應用的做法在 2017 年 12 月 伊朗爆發反政府示威時尤為明顯。川普政府一改過去對人權議題的冷漠態度，迅速發出強硬聲明。川普本人在推特上多次發文，抨擊伊朗政府「壓迫良善的伊朗民眾」，並批評其「侵犯人權的行為」。國務院也迅速發出聲明，譴責伊朗政府逮捕「和平抗議者」。國務卿提勒森在國會聽證會上進一步宣示，支持伊朗國內「和平政權轉移的要素」。時任 中情局局長蓬佩奧（日後成為國務卿）也對伊朗問題採取強硬立場，顯示川普政府在對待敵對國家時，會積極利用人權議題作為施壓工具。
總結來說，川普政府在人權和民主推廣上呈現出高度選擇性：對敵對國家嚴厲批評，對友好政權則輕描淡寫，這反映出川普政策更注重實用主義而非理想主義，進一步偏離了自由主義霸權的核心價值。
川普政府對於政權轉移和民主推廣的態度雖顯得消極，但在實際政策上，這些目標並未完全消失。2018 年 1 月，國務卿 提勒森 在史丹佛大學的公開演講中宣布，美國軍隊將在擊敗伊斯蘭國之後「無限期地留在敘利亞」，並強調為了確保敘利亞的穩定，最終需要一個「後阿薩德時代」的新領導層。這顯示出，美國在敘利亞的終極目標仍包括政權更迭。
儘管川普本人對人權和民主議題表現出漠視，這並未阻止其他政府單位繼續推動相關價值觀。例如，2017 年 8 月，國務院基於人權考量推遲了對埃及近 兩億美元 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此外，國務院的年度 宗教自由報告中嚴厲批評了中國大陸、巴林、沙烏地阿拉伯 和 土耳其 等國。美國外交官與國會議員也公開批評 匈牙利 限制媒體和學術自由的行為，而白宮則譴責了柬埔寨總理 洪森 在國內日益加劇的政治壓迫，儘管洪森在 2017 年 11 月 東南亞國協（ASEAN）高峰會上刻意討好川普。
川普政府雖然缺乏公開的理想主義辭藻，並未像柯林頓的「民主擴展」或小布希的「自由議程」那樣強調推動民主和人權，但這些議題依然存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議程中，尤其是在面對敵對國家如伊朗或敘利亞時。
總的來說，川普政府的行動雖然經常與民主、人權原則不一致，但這種「選擇性應用」只是更坦率地揭示出美國過去一貫的雙重標準，而川普所任命的官員只是公開承認了這些過去被掩飾的現實。
最戲劇化的例子之一，便是川普在 2017 年 8 月 做出向阿富汗增兵的決定，顯示出他在現實政策環境下被迫延續前任政府的傳統路線。
川普政府試圖掀起一場美國外交政策革命，但在實際執行上卻未能成功，特別是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妥協，清楚反映了這一點。
儘管川普反覆強調美國必須「脫離國家建立的生意」，但他最終還是屈服於軍方的壓力，批准將美軍在阿富汗的部署增至超過 1.5 萬名士兵。在宣布這一決定的演說中，川普強調美國軍事力量的主要任務是反恐行動，而非國家建立。他辯稱，增兵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阿富汗出現「真空期」，讓恐怖分子有機可乘。這一理由與 2009 年歐巴馬 為其阿富汗增兵政策所做的辯解如出一轍。
川普同時聲稱，軍方有一套「新的策略」，這套策略將根據戰場形勢來調整，而非依賴固定的時間表。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只要阿富汗缺乏一個有效且正當的政府，任何新的策略都無法阻止該國再次成為恐怖分子的「安全天堂」。正如布魯金斯學院學者 夏迪·哈彌德 (Shadi Hamid) 指出：「反對『國家建立』沒問題，但你無法兩全其美……在國家治理沒有大幅改善的前提下，打敗塔利班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美國政府依然承諾每年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援助給阿富汗的軍隊與中央政府，其中大部分資金用於「能力建構」。這表示，儘管川普不願承認，但他的政府依然在試圖透過軍事力量、經濟援助和政治指導，在阿富汗推動一套可行的民主制度。這與他宣稱的「脫離國家建立」背道而馳，實質上依然是在推動國家重建的政策。
綜上所述，川普試圖顛覆美國的外交政策傳統，但在阿富汗這一關鍵議題上，現實的壓力和結構性問題迫使他選擇妥協。最終，川普的外交政策「革命」在許多方面胎死腹中，並未帶來他所承諾的根本性轉變。
為什麼川普第一個任期的外交政策改革會陷入困境？
川普推動美國外交政策變革的努力陷入癱瘓，或許正是因為他未能將理念相近的信徒塞滿國務院的職位，導致關鍵的政策領域落入背景為專職公務員的臨時性官員手中，而非由與川普觀念一致的外來人士掌握。諷刺的是，川普與提勒森皆設法削弱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國務院，卻未能將其轉變為符合川普自身世界觀的機構。考慮到接替提勒森的蓬佩奧（前國會議員、中情局局長）具備鷹派立場、偏愛軍事手段，且對傳統外交手段抱持明顯輕視態度，國務院的命運在他手中恐怕也難以重振。
不意外地，身居要職的新保守主義者與自由國際主義者紛紛把握時機，對於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衰退發出哀嘆。而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則一致對川普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評觀點。到了2017年夏天，即使是向來較具同情心的《華爾街日報》也發表了抨擊性的文章與評論，質疑川普處理外交政策的方式，以及他的整體領導風格。
儘管川普在第一年任期內，經濟表現強勁，股市大漲，但其民意支持度仍持續下滑，甚至在某一刻打破了自現代民意調查出現以來，第一年總統任期的支持度最低紀錄。
若要協調並促成美國政策的重大轉變，這無疑是對羅斯福或林肯等政治巨擘的遺緒挑戰。然而，川普與這些具遠見且敏銳的領袖截然不同。他直到晚年才進入政界高層，而他過去的商業生涯亦充滿爭議，未能為他在政治舞台上累積足夠的聲望和經驗。
在川普成為總統之前，他的商業生涯充滿了法律糾紛與破產事件，留下了一長串對他心懷不滿的客戶與前合作夥伴。他對於事實的「彈性態度」（若要仁慈地形容）在他成為總統後被公眾嚴格檢視，而他的管理風格——或許在家族房地產事業中勉強可行——卻證明幾乎完全不適用於橢圓形辦公室。最終，川普成了他自己最大的敵人。
首先，川普的人才任用判斷力極差。他多次承諾要聘僱「最棒的人」，但沒有哪位前任總統會在24天之後就將自己的國安顧問炒魷魚，或是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更換自己精挑細選的白宮聯絡室主任。不到八個月，他的「政治策略長」也離開了。川普上任五個月後，就獲得了「華府最糟糕老闆」的名聲，許多內部人士將他形容為無知、變化無常，且對詳細政策討論毫無興趣。此外，川普極為敏感，對批評難以忍受，卻又需要身邊人的諂媚。
據傳，國務卿提勒森曾在一場資深國安官員的會議中稱川普為「白痴」，而提勒森本人也未明確否認這一傳聞。一位資深的共和黨人士將白宮形容為「蛇窟」，而一名匿名白宮官員則稱其為「地球上最毒的工作環境」。在川普第一年任期結束前，白宮高階幕僚的流動率高達驚人的34%，創下歷史新高。
這樣的人事動盪在川普的第二年任期持續發生：3月，川普透過一則推特解僱了提勒森；國家經濟會議主席寇恩被羅倫斯·庫德洛（Lawrence Kudlow）取代，庫德洛是一名經常出現在電視上的保守派人士，雖然有輝煌的媒體履歷，但政策經驗極少。同時，國安顧問麥馬斯特也被解職，取而代之的是約翰·波頓（John Bolton），一名立場強硬的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擔任聯合國大使。
這種不斷的高層人事變動，讓川普政府的穩定性與協調性備受質疑。
川普提出解僱官員的理由是「事情總是會有改變，我想你們也想要看到變化」，這與他先前稱自己的團隊為「有史以來最出色的內閣團隊之一」的說法大相逕庭。上任超過一年後，川普表示這些解僱決定意味著他「快要擁有自己想要的內閣」。
除此之外，川普甚至在接任總統前，就已經捲入了潛在的醜聞之中，這包括他商業事業所涉及的利益衝突，以及有傳聞指控川普、他的兒子或競選團隊成員，可能與俄羅斯共謀，試圖影響2016年總統大選。無論這些指控是否屬實，川普防禦性的回應卻讓局勢更加惡化。尤其在2017年5月，川普解僱聯邦調查局局長柯米（James Comey），據稱是因為柯米拒絕中止針對前國安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的調查。這一行為促使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Rod J. Rosenstein）任命特別檢察官——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來調查俄羅斯與川普競選團隊之間的可能關聯。
川普的政治對手急於對這些錯綜複雜的議題做出定論，但川普本人與其親信的行為，反而加深了外界對他們「有所隱瞞」的印象，這些指控變成了持續令人分心的事件，進一步削弱了川普有效治理的能力。
此外，川普痴迷於透過推特發佈自誇、無禮、幼稚且經常出錯的推文，這或許幫助他在基層支持者間維持支持度，但同時也強化了外界對川普醜聞的擔憂，讓人更加懷疑他的適任性。根據統計，川普在上任的前10個月內所做的錯誤陳述數量，是歐巴馬在整個8年任期內的6倍。更令人驚訝的是，川普後來還公開吹噓自己曾對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說謊，這一承認無疑讓他本已受到質疑的誠信更加雪上加霜。
這樣的舉動不太可能讓其他政治人物對川普更有信任感。沒有人期待政治人物總是說出完整實情，但看到某人如此輕易且頻繁地說謊，其他國家領導人又要如何對他抱持任何信心呢？
川普不經心的評論有時候會傷害到其他美國官員，例如他在十月的推文中提到國務卿提勒森正在「浪費他的時間」，試圖與北韓協商。同時，這類言論只會散播疑慮，因為沒有人能分辨川普的推文到底是在表達美國政策的立場，還是純粹在發洩脾氣。久而久之，這些不符合總統身份的古怪行為，對於美國的可信度顯然造成負面影響。前法國駐美大使兼前歐盟對外事務部執行秘書長皮耶·維蒙（Pierre Vimont）在2018年1月提到，川普的推文令人更難領會「華府真正的政策界線... 我們難以理解美國的領導權在哪裡，以及他們真正尋求的是什麼」。
將這些問題攪和在一起的是川普反射性的好戰性格。就像川普面對國內的反對者一樣，他毫不猶豫地污辱或貶低反對他的國外領導人。例如，他與墨西哥總統安立奎·潘尼亞·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及澳大利亞總理麥肯·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進行的電話會議，本應是友好的「互相了解」，卻很快地惡化成針對貿易與移民政策的火爆爭論，川普甚至告訴滕博爾，這是他「一整天下來最不愉快的一通電話……太荒謬了」。
此外，早先與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會議過程雖然平順，但當梅批評川普轉推一系列煽動性的反穆斯林影片是錯誤的行為後，川普立刻大發雷霆，反嗆梅應該「專注於英國境內正在形成的毀滅性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
同樣地，當川普誤解倫敦市長簡·薩迪克（Sadiq Khan）在一場恐怖攻擊後的發言，並藉此指控簡薩迪克對恐怖主義「沾沾自喜」時，也點燃了英國人的強烈怒火。
川普的冒犯行為在2018年6月的G7高峰會上達到了新高點。據傳，他當時將糖果丟在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桌上，並說道：「別說我沒給過你任何東西。」他提前離席，將自己的簽名從官方公報中移除，並在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針對美國向加拿大的鋼鋁製品祭出新關稅表達失望之際，指責杜魯道是「非常不誠實」的人。
最後，川普或許直覺地領會到自由主義霸權最嚴重的缺陷，但他並沒有一套深思熟慮的替代方案。他將世界政治視為一場純粹的零和競賽，只有贏家和輸家，但他對於以下幾點似乎缺乏清晰的意識：
- 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究竟是什麼？
- 哪些區域最重要（以及為什麼重要）？
- 為什麼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仍然需要有效的規則來管理共同活動中的關鍵領域？
此外，川普對於國際事務所抱持的某些深刻信念，例如他對國際貿易的新重商主義觀點，或是他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都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川普在2016年選戰期間所鄙視的外交政策共同體（即所謂的「變形怪體」）確實有一套世界觀：自由主義霸權，而且它也確實具備捍衛這套理念的能力。如同波特所指出的情況，「變形怪體」享有許多優勢。除了在國安官僚體系內部擁有影響力外，變形怪體還能夠攻擊那些反傳統手段的正當性，並透過公務員的寧靜反抗來行動。此外，它還擁有資金雄厚的智庫，能清楚表達替代方案，並且在國會中擁有強大的制度化平台，同時與龐大的企業界及非政府組織網絡密切聯結。
在某些領域，「變形怪體」無法阻止川普的政策改變，但它設有一套持續的剎車系統，以回應川普那些最糟糕的本能。
這些特質，加上川普做為一名管理者與領袖的局限，造成了一連串或大或小的錯誤。有些錯誤是較輕微的，例如在官方公報中將外國領袖的名字與職稱寫錯，或是發布官方聲明時出現基本的拼字錯誤、事實誤差，或顯露出無知。舉例來說，在2017年7月G30高峰會的場合上，白宮新聞稿誤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寫成台灣領導人，並且錯誤地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成「總統」。川普本人也犯下一些尷尬的錯誤，例如在2017年5月與俄羅斯外交部長謝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俄羅斯大使謝爾蓋·季瑟雅克（Sergey Kislyak）會面時，無意間洩露了敏感的機密資訊。
其他的失誤則更為嚴重。舉例來說，川普明顯地將中國視為經濟與軍事上的敵人，其他美國高級官員也持有相同看法，並意識到美國需要面對中國崛起的勢力及增長的野心。但若真是如此，放棄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就是一步嚴重的失足。這導致美國與重要亞洲盟友之間的關係被削弱，並給予北京擴展其影響力的誘人機會，且沒有為美國帶來任何實質好處。純粹從經濟面向來看，這一步也是錯誤的，因為TPP的其他成員仍持續協商，讓美國出口商失去了更開放的機會進入一個龐大的成長中市場，而華府也無權對協定中嵌入的衛生規範或勞動標準發表意見。
類似的情況下，川普與他的顧問正確地意識到北韓的核武與飛彈計畫是需要密切關注的嚴重問題，但他的恐嚇、淨空威脅與幼稚的推文，並不可能說服北韓相信它沒有必要擁有強大的牽制力量。反之，川普炫耀武力的做法只是沒必要地讓該區域內的美國盟友感到警覺。除此之外，在維持一個團結前線以對抗平壤的重要性上，川普沒有理由與南韓就貿易問題起爭執，或是引發更多不必要的分歧。
團結前線以對抗平壤的重要性，卻因為與韓國就防禦系統該由誰買單一事吵架，同時又違背與（從未造出一件核武器的）伊朗的核協議，這也是一項愚蠢的做法，但卻試圖說服北韓同意放棄其早已製造出來的核彈頭。
另一方面，雖然鼓勵美國的中東盟友為打擊極端主義或對抗伊朗做更多的事是一個合理的目標，但川普處理這項複雜任務的方式卻是笨拙的。尤其是對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改革派王儲薩勒曼給予無條件的支持，更是一項錯誤。這位年輕領導人魯莽的做法削弱了川普聲稱想要建立的團結前線，讓事態更糟糕的是，川普的推文顯示，他鼓舞了沙烏地阿拉伯在2017年6月對卡達祭出的制裁行動。此舉危害了美國在卡達境內使用某重要空軍基地的權利，迫使國務卿馬提斯與提勒森不得不跳進來平息該事件。
話說回來，如果川普真心相信伊朗是一個逼近的威脅，並且必須要被壓制，那麼退出已經降低伊朗核武計畫威脅的多國協議就是一次戰略上的錯誤。除了導致更多人對於美國承諾的可靠度起疑外，撕毀核協議（或甚至一點一滴地損害該協議的精神）終究會導致世界強權的同盟瓦解，而這個同盟原本是對伊朗施壓、協助說服德黑蘭領導人妥協的關鍵力量。川普的做法強化了伊朗內部的強硬派系，讓德黑蘭擁有更多理由追求核威懾能力，並且最終讓華府只能在接受擁有核武的伊朗或是開啟一場預防性戰爭之間做出選擇。
從川普所捍衛的純粹自利的「美國優先」觀念來看，他的做法幾乎沒有任何道理。
最後，川普在耶路撒冷上的爭議決定（據稱是為了滿足他對於一位狂熱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的承諾）...
忘那些錯誤並重蹈覆轍。這一系列變動的核心不在於激進的變革，而是川普政府回歸傳統外交政策的軌道，尤其是在國際事務中傾向軍事主導、單邊主義以及對盟友施加壓力的舊有思維。
川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大使館搬至耶路撒冷，這個舉動被解讀為回報他在競選期間的主要金主之一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這位億萬富翁是狂熱猶太復國主義者。然而，這個決策對美國的安全、財政利益或推廣美國價值觀毫無助益。前任總統們深知，這樣的舉動是一根「珍貴的紅蘿蔔」，未來可作為談判的籌碼來換取最終和平協議。但川普卻一無所求地放棄了這個籌碼，所得到的唯一回報是國際間幾乎一致的批評。
聯合國大會針對此決策通過了譴責決議，儘管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妮基·海莉威脅要減少美國的資金援助，該決議仍以135票對9票的懸殊比數通過，顯示美國此一單邊行動在國際間造成的孤立狀態。
當川普在2018年2月開始改組其外交政策團隊時，一些觀察家認為他試圖擺脫身邊較為主流顧問的掣肘，回歸他競選期間所強調的激進路線。在貿易政策方面，這樣的評估是準確的。然而，當提勒森、寇恩、麥馬斯特等人被撤換，而蓬佩奧、哈斯佩爾與波頓等人被任命後，這並非代表著華府外交政策的徹底轉向。
這些新任命的官員，雖然立場略為偏向鷹派，但他們皆屬於「可接受的華府共識」範疇內。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可能減少軍事依賴、增加對多邊外交重視或縮小美國海外承諾的建議。
因此，這些人事變動並非川普原始「美國優先」主義的勝利，反而更像是回歸到小布希政府時期，由錢尼（Dick Cheney）及新保守主義派推動的激進單邊主義。這樣的現象再次驗證了前一章節所提出的觀點：美國傾向於遺忘過去的錯誤，而非從中學習教訓，這讓美國的外交政策充滿了歷史重複的悲劇色彩。
這樣的做法反而削弱了美國的全球經濟影響力，讓中國有更多機會擴大其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川普政府的政策目標雖然是對的，但其執行方式卻是矛盾且錯誤的。
與其單打獨鬥地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川普更應該結合其他主要經濟體，建立一個強大聯盟，共同壓制中國大陸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並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內推動改革，來對抗中國的經濟擴張。然而，川普不僅退出了TPP（一個在某種程度上設計來平衡北京政府影響力的協議），還威脅對美國傳統盟友（如歐盟、加拿大及墨西哥）加徵關稅，導致這些國家對美國的政策產生疑慮和反感。
結果就是，美國在全球經濟舞台上顯得孤立，而中國大陸則趁勢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結。例如，中國大陸繼續推動其一帶一路倡議，並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多邊經濟協議，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
川普雖然意識到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特別是中國大陸崛起對美國經濟的威脅，但他的做法卻缺乏長遠規劃和多邊合作的智慧，導致他無法有效遏制中國的擴張，也未能兌現他改善美國貿易平衡的承諾。總結來說，川普的「美國優先」經濟政策在實務上變成了事與願違，既沒有強化美國的競爭力，反而讓美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顯得更加孤立與脆弱。
即使雙方達成一項更溫和的暫時性協議，例如暫時停止長程飛彈測試，美國也無法忽視北韓現存的核武能力，這讓北韓仍然能夠維持其區域威懾力。川普的支持者或許將此視為突破，但實質上，這不過是北韓慣用的策略：以暫時性的承諾換取經濟紓解或外交讓步，卻不願真正放棄核武。
川普的外交失誤並不僅止於朝鮮，這也反映了他更廣泛的問題：缺乏長遠規劃和縝密的策略。他傾向於衝動行事，缺乏對政策細節的掌握，也沒有與盟友協調一致的做法。這使得他在許多重大議題上給予對手不必要的讓步，而未獲得任何實質性回報。
例如，在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時，川普錯失了一個能夠鞏固美國在亞太區域經濟影響力的機會，並給予中國擴展影響力的空間。同樣地，他對耶路撒冷的決定，也未能換取以色列在和平進程上的任何實質讓步，反而引發國際社會廣泛反彈，削弱美國作為公正調解人的形象。
總結來說，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現充滿了短視與衝動，他經常透過戲劇化的動作來製造新聞效果，卻未能達成有意義或可持續的成果。他的行動雖然挑戰了既有的自由主義霸權框架，但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既缺乏深度，也難以實現。最終，這樣的作為只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使美國的對外政策陷入無序與矛盾之中。
習近平更加勝任全球領導角色，這對美國的國際形象與地位無疑是一大打擊。這樣的信任危機並非單一事件所致，而是川普外交政策操作的累積結果。他頻繁地違背國際承諾、挑起無謂的紛爭，並對盟友和敵手採取不一致的立場，使得全球領袖對美國的可靠性抱持懷疑。
朝鮮議題便是一例。朝鮮的核武與彈道飛彈計畫早已使東亞地區陷入緊張狀態，而川普與金正恩的「高峰會戲碼」雖然引發轟動，但在實質上卻未能產生任何具體進展。相反地，川普的舉動反而強化了朝鮮的地位，並使美國的盟友如南韓與日本感到擔憂：他們必須面對美國安全承諾可能動搖的現實，並重新考慮自己的防衛戰略。
朝鮮的立場始終如一：若要縮減核武規模，必須同步移除外在威脅，包括美軍的駐韓軍事力量。若川普真的妥協於這樣的條件，不僅會讓朝鮮及其「中國靠山」大獲全勝，也會讓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與政治角色嚴重受挫，損害美國長期經營的區域秩序。
更糟糕的是，川普的外交風格與策略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力造成了實質破壞。他頻繁以零和競爭的視角看待國際事務，堅持短期利益而忽略了長遠戰略，讓美國在面對競爭者時難以有效捍衛自身利益。例如，他對多邊貿易協定的背棄、對盟友的挑釁性言論，以及對國際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的削弱，都讓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判斷力與領導力產生懷疑。
總結來說，川普的外交政策不僅未能實現他所承諾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反而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與可信度。在世界各國尋找可靠的替代領袖之際，中國大陸正巧填補了美國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並透過更穩定的政策與形象，逐步獲得全球信任。
持美國在巴黎協定內的承諾，並且選擇留在TPP，而非單方面退出。此外，希拉蕊很可能會持續對俄羅斯採取強硬立場，並加強與歐洲和亞洲盟國的合作，以應對中國大陸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挑戰。
然而，川普的行為與希拉蕊或過去其他總統之間的最大差異在於：他的風格和形象對於美國的全球地位造成了深遠的傷害。他的政策缺乏連貫性，經常因一時的情緒或直覺而改變方向，這種不可預測性讓盟友感到困惑，讓對手有機可乘。他對國際承諾的輕視、對多邊合作的抵制，以及他偏好單邊行動和零和競爭的態度，都削弱了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可信度。
川普的這些政策選擇導致了一個關鍵的後果：美國逐漸被孤立，其他國家不得不尋找替代方案來保護自身利益。歐盟、日本等傳統盟友更加積極地推動區域合作，而中國則趁機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透過「一帶一路」和RCEP等計畫，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誤並非完全源於他的意圖，而是來自他的執行方式及對國際事務的理解不足。他或許察覺到自由主義霸權的缺陷，並希望調整美國的全球角色，但他缺乏一套深思熟慮的替代方案，也沒有足夠的專業團隊來協助落實他的政策。因此，他的「美國優先」政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並為其他國家提供了發展自身實力的機會。
總而言之，川普的第一年任期所揭示的問題，並非單純地出於政策轉向，而是源自他個人的風格缺陷與管理無能，這使得他的外交政策更加混亂且破壞力強，而非帶來他所承諾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然而，這並不代表美國沒有可能在未來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來應對國際事務的挑戰。川普的失敗，並不只是因為他與「自由主義霸權」決裂的意圖，而是來自他缺乏一套深思熟慮的替代戰略，以及他執政過程中顯露出來的無能與混亂。若有一位更謹慎且富有執行力的領導者，或許可以將美國帶往一條更可行的全球角色重塑之路。
如同本章所揭示，川普的政府雖然喊出了「美國優先」的口號，卻未能有效地轉變美國的全球戰略。他挑起貿易衝突、削弱多邊體系、輕視盟友，這些行動不僅未能增進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反而讓美國的國際地位更加孤立。同時，他在許多議題上仍舊選擇了延續過去的政策，包括持續增加國防開支、強化反恐戰爭、擴大阿富汗軍事行動，以及強硬對待北韓與伊朗，這些做法反映出他並未真正打破自由主義霸權的架構，而只是換了一種更笨拙與不穩定的執行方式。
最終，川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個警世的例子：批評現有秩序並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唯有在清晰的願景、穩定的政策、以及有效的執行之下，美國才能成功調整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並建立一套更符合自身利益、也更具可持續性的全球戰略。也提醒了我們，不論事情可能有多壞，它們總是可以變得更糟。在最後一章，我會解釋必須做些什麼事，才能讓局勢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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