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8日 星期日

中華映管破產事件

中華映管在去年12月中爆發財務危機,最新的進展是本月華映提出的重整案遭到法院駁回,可能只能進入解散清算一途。

相關新聞連結:

2009年,距今剛好十年前,OT在華映待過短暫的九個月;當時OT離開了竹科某IC設計公司,待遇還算相當不錯。就是一個念頭想說工作何必這麼累?在大溪過個簡單的生活,跟當時的伴侶結婚、生個孩子,平平淡淡的也很好。因此到華映工作。沒想到當時正逢金融大海嘯,工廠的生態跟IC設計公司截然不同,各大廠都拚了命的放無薪假。

當時真的很慘,每個月都是入不敷出;考慮到成家,再加上發現自己的個性實在不是能平淡過活的人,因此告別了中華映管。離職之前公司雖然沒在放無薪假,薪資也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但是既然都知道志不在此,便毅然決然地離開了。

2009年的華映只有六代線,AUO跟三星都已經是七代線進入八代線了,製程差了競爭對手兩個世代。而管理層也不急著投資新世代,索性念頭一轉:不投資新世代,主力就訂在中小尺寸!十年後,華映還是只有六代線。小確幸救不了公司,最終只是苟延殘喘罷了。

十年後,從現在這個時間點看,會覺得當時自己的決定應該沒錯,起碼這幾年人生比較上軌道些。當時在華映的主管曾經這樣評論過:「一艘船要沉了,有人會幫忙撈水,有人會幫忙補船,有人跳船也沒關係;但不能從後面把人給踢下船去,甚至還把洞越弄越大!」

不過OT因為要離開華映的這個決定在當年也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女方及女方家長的不解,最終導致跟當年的伴侶分手了,負面效應影響所及甚至讓OT的生活及工作全部reset... 雖然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痛,不過也讓OT更加成熟、堅強吧?十年後的今天不知道她在看到這則新聞的同時,是不是更能體會當時OT所感受到的危機感呢?不知道她是否能夠體會如果十年前OT決定繼續留在中華映管,此時將會是一個多尷尬的局面...?想到這裡不由得唏噓一下... 

去年在幾個客戶看到華映的中小面板被車廠採用,原本還挺替華映開心,沒想到才幾個月的光景就聽到華映破產的消息,實在令人惋惜。希望當年的同事們至今都已經找到更好的出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OTORI
8/18/2019

2019年8月8日 星期四

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政策 (下)

本文節錄自《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的「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貨幣還沒統一」以及「貨幣崩盤,國民黨丟了大陸」兩節。

本系列前一篇文章講到了宋子文及孔祥熙對「廢兩改元」的貨幣改革貢獻,本篇則將節錄作者對於國民政府如何敗壞財政政策而丟了中國大陸。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小蔣「打老虎」的部份細節。以前在學校時,老師會跟我們說國民黨因為貪汙腐敗而丟了中國大陸;但究竟怎樣的執政者會願意寧願失去政權也要「貪汙腐敗」?卻是學校老師沒辦法再進一步教授的知識。

以下節錄本書幾段文章分享:

1927~1937年的民國,不管是縱向對比通商銀行成立時的清末,還是橫向對比危機與戰爭壟罩下的西方,頗有建立財政金融「新秩序」的希望。這個中國版的新秩序應當包括:中央政府統一稅制幣制、維持穩定以利工商金融業的發展、平衡財政與調整內外債、收回列強控制的海關與國際貿易權。但這只是一個可行的方向。當布列頓森林體系在「二戰」後,奮力搶救全球資本主義之時,國民政府把希望變成了徹底失望。

把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淵的兩隻手,是特權與貪腐。

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並非是為了高官自肥,而是為了執政黨的一個信仰,即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革命理想」。這一理想驅使著國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獨攬軍權與政權;統一稅制幣制,行程以「四行二局」為中心的國家金融體系;兼併中國通商、中國實業、四明三個小銀行,實行外匯管制。1930年代這一系列「順應時勢」的金融改革,背後最大的動力之一,就是支持國軍四面征討反動力量,實現當年北伐提出建設新中國的主張。

1928年以後的五年中,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了將近四倍,主要靠的是借款。財政支出的50%直接紀錄為軍務支出。這一比例在1936年降為30%,但政府已經債務高企,利息支出上升為收入的45%。等到政府可以玩轉中央、中國兩個銀行,印鈔機就彌補了大部的軍事開支窟窿。民國經濟的發展,不過是國民政府軍事財政的副產品。

抗戰結束的那一年,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金庫裡,已聚積了黃金六百萬兩,可用的外匯資金有八、九億之多,還有大量接收的敵偽資產、各類罰沒、名目眾多的「獻金」,也能折合數億美元。美國人贈送了大量的軍備武器與大筆優惠貸款,列出來是一個長長的單子。恐怕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財政金融上還沒有過如此揚眉吐氣的日子。中央銀行和美國人給了國民政府新的底氣,蔣介石摩拳擦掌,要重拾「統一」中國的舊業。

可是,此時為國民政府當家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卻心懷忐忑,他對蔣介石此時的政治抱負非但不感興趣,而且相當悲觀。宋子文希望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拓寬和西方的貿易往來,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援助的實施。同樣心懷忐忑的公眾,只見行政院在蔣介石的默許下,不停的頒布外匯管理辦法與進出口管理的法令、法規,但看不到黃金和美元在銀行間已悄然轉手交易。1947年,蔣介石的國共決戰布局還沒有完成,宋子文控制的財政部、和貝祖貽擔任行長的中央銀行,已經把國民政府的家底暗地裡當掉了一半。中央銀行黃金儲備縮水了60%,物價飆升引發了金融市場混亂。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迫於風潮和輿論壓力,監察院曾出重手,也是唯一的一次,彈劾了違法套利的蔣介石的郎舅,和瀆職投機的央行官員。

在大企業和權勢家族大發橫財的同時,末日的國民政府卻財源枯竭,外債無門,內債無路,海外對華投資亦裹足不前。唯一的救命稻草是開足馬力印鈔。法幣和金圓券一前一後,損毀著民國脆弱的貨幣金融肌體。到了1947、1948年,物價的上漲變成了以日計、以時計。赤字和貨幣雲山霧罩,朦朧中財務發生了重大轉移,在美國的銀行裡誕生了一批民國權貴富翁。

1948年8月,蔣介石親自領導一場對通貨膨脹的反擊戰。為此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經濟管制委員會,直接隸屬行政院。而這個委員會的兩員大將,一位是央行總裁俞鴻鈞,另一位就是血氣方剛的蔣經國。這是場雙向出擊的戰鬥,「東線」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銀,稅換法幣,統統改為使用金圓券,並把幣值縮小為三百分之一;「西線」市政府推出的法令,禁止物價與工資上漲、懲罰聚眾鬧事。

改革派的壯舉激情澎湃,結果卻事與願違。蔣經國「打虎」七十天變成了「騎虎難下」。說到底,他的使命不僅是「改革派」與物價、法幣的一場較量,而且是與金融特權和貪腐勢力的一次對博。強制收回民間金銀的法令也成了一紙空文,碰到在海外有一定資產的人,就可以全部豁免,孔宋等大家族的財富得以保全。




OTORI
8/8/2019

2019年8月7日 星期三

西方制度的優勢

本篇節錄自《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的「西方制度上的優勢」一章。作者吉迪恩.拉赫曼用了許多實例說明西方建立的制度,如何為西方社會帶來競爭力的領先優勢;不過作者也特別提到,當這些制度的公平性導致各方質疑與挑戰時,是否有可能非西方聯盟的國家會自己建立一套體制?

以下OT節錄本篇幾段文章與各位分享: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的總部,隱身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市郊的拉於爾普(La Hulpe)小鎮上,一條樹木繁茂的道路之外。無論誰開車經過,都沒有理由會想到自己正經過一個堪稱世界金融制度配電盤的機構。唯一暗示Swift可能十分重要的是協會龐然的建築,大約有一座足球場那麼長。

但2012年,Swift卻不情願地從沒沒無聞中冒出頭,因為,迫使該機構終止和伊朗銀行的聯繫。一眨眼,伊朗便被隔絕於全球金融體系之外。不到幾個月,迫使這各伊斯蘭共和國在進行國際核武談判時,做出重大的讓步。

伊朗的麻煩突顯了這個事實:能否參與全球經濟,取決於能否把錢匯出國境。Swift提供的是連結國際銀行的技術和規則。任何要進行國際匯款、需要銀行國際匯款代碼(SWIFT code)或國際洋行帳戶碼(IBAN number)的人,都會用到它的系統。

Swift為民營合作機構,由它的會員銀行持有和經營,而它的董事會由世界各地金融機構的代表組成,包括俄羅斯、中國、日本,以及美國和歐洲。協會總部位於比利時這點原本看似無關緊要,直到國際決定對伊朗實施制裁,在那一刻,Swift受歐洲法管制的事實變得一清二楚。當歐盟頂不住美國的壓力,通過針對伊朗與Swift連線的制裁案後,該協會別無選擇,唯有切斷對伊朗的服務。

Swift禁令的破壞力舉世皆知。當西方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開始對俄國實施制裁,一名俄羅斯資深外交人員警告,切斷他的國家與Swift的連結,會被視為等同於對俄宣戰。但Swift事件還有更深的意義。這件事披露了一些讓全球經濟的以運作的隱藏線路,更突顯了有多少線路仍集中於西方之手。

這一章將透過檢視一些支撐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重要機構,來探討世界何以大半仍掌握在西方手中。這些機構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備受矚目的國際機構,但也包括知名度低得多、常被視為技術性或非政治性的組織—例如Swift,和設在洛杉磯的廣濟網路之名稱與號碼指配組織(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OT註:在美國對華為的制裁中,可以看到原先IEEE、Bluetooth SIG等國際級技術機構也曾對華為停止會員資格,可見這些技術類型的機構對一家科技公司的殺傷力。) 再來,有些組織看似和政治毫無關係,但其國際參與度高,代表其掌控和管理是判斷聲望與權力的重要標準。這些包括世界運動的管理機構,例如舉辦國際足球賽、總部設在瑞士的國際足球協會(FIFA)。

最後,還有一種超越正式機構的國際線路:世界各地最廣為使用的貨幣和法律。當FIFA官員在瑞士被捕,隨後引渡到美國接受FBI貪汙調查時,他們明白了美國的法律體系無遠弗屆。美元是世界首要的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的事實,或許是美國的制度能有如此雄厚實力的最大原因。這允許了美國用它自己的貨幣借錢和貿易,也幫助美國銀行主宰全球金融。因此,美元是否會將其優勢拱手讓給人民幣的問題,其實極具政治意涵。

這麼多對全球經濟和國際政治管理至關重要的機構(包括正式與非正式)都位於西方的事實,是西方政治力量的主要來源。但在東方化的年代,這種優勢能維持下去嗎?






OTORI
7/8/2019

2019年8月6日 星期二

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政策 (上)

本文節錄自《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的「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貨幣還沒統一」以及「貨幣崩盤,國民黨丟了大陸」兩節。

此系列文章可以讓我們瞭解從大陸學者的眼光來看,中華民國在民國20年間推行的貨幣政策,有哪些成功的地方?又有哪些缺失直接或間接促成了中華民國丟失在中國大陸的實際控制權。

以下OT節錄本書中的幾段文章跟各位網友分享:

時代的兩副新面孔,他們是國民政府的大員宋子文與孔祥熙。他們倆的「金融覺悟」是世界一流的,當代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美國的貨幣銀行制度,了解利用財政金融手段的重要性。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具有虔誠的熱情,要仿效美國的財政金融專家,幫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重整中國財政金融,促進國家工商貿易的發展,接軌國際貨幣本位制度,使中華民國在經濟上與列強平起平坐。起碼,在改革的年代,他們倆口頭上向世人做出過這樣的承諾。1928年,時任財長的宋子文在南京主持成立了中央銀行。

宋、孔二人均曾兼任過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善於對財政與金融進行雙向掌控,他們正確的選擇了政府對貨幣集權改革的突破口。第一步,統一貨幣使用。1933年3月,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兩改元令》,將市面上流通的銀錠、銀塊,各地稅收使用的庫銀,以及黃金和外銀等,一掃而光,統一在銀元頂下。這個幾十年來困擾著國內外貿易的難題,幾個月後便在強勢政府的推進下迎刃而解。宋子文還順便敲打了仍在英國人手中的海關,確認中國政府從此有權決定關稅稅率和監督稅收,並要求將「關餘」(還外債後的關稅餘額)全部留存中央銀行。第二步,集中發行權。《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布告》發布於1935年11月,其中第一條說道:「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定量、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這第二項改革,直接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應對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之後,儲備貨幣的混亂對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當時羅斯福總統為了推行「新政」,放棄了金本位,給予聯儲貨幣發行靈活性,糾正美元在危機前後兌現無伸縮之力的弊端,其實就是用發鈔來拯救經濟。結果,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又通過法案,企圖吸引白銀流美,主導世界白銀供給。中國以白銀安身立命,這真是飛來的橫禍。和今日的世界一樣,別人在搞通貨膨脹,誰不跟風誰就可能成為輸家。面對中國的「白銀風潮」,通貨緊縮,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失業狂飆,國民政府決定中國的紙幣也和白銀脫鉤。「法幣」的意思,就是依國家法律創造的信用貨幣,它不是基於貴金屬,而是國家信譽保障其無限的清償能力。國民政府的法幣,開始時是以一個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表面上做成了匯兌本位制。同時政府在國內以法幣大量收兌白銀,希望以此招來建立央行的準備金,維持法幣價值的穩定。

但是,這項初衷不錯、亦與現代貨幣制度接軌的改革,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即是由誰來決定法幣的發行數量?法幣不是銀行的匯票,由交易業務決定,它僅以一張薄紙,上面加了幾個數字,就能換來別人辛苦生產出來的產品,它的數量和物價是水漲船高。當年梁啟超力圖推進「三者並舉」的改革時,曾用西方金融學者的口吻反覆強調紙幣的發行「當先測定全國所需貨幣之總數」,但他也未論及決定財政赤字、貨幣發行的體制機制。這是傳統貨幣數量理論中的一個難題,又是中央銀行制度必須解決的實際問題。美國聯儲設立前後,川流不息的辯論,連篇累牘的文字,就是在折騰發行權、利息制定權、公開市場運作等等權力應如何分配制約—國會、財政部或聯儲?在二十世紀的英國,由「規則」還是由「權力」來決定貨幣政策,各派意見不絕於耳,爭論從未停息。

無論是宋子文還是孔祥熙,都沒有為這個難題費心。他們用了一個簡單的方法,輕而易舉的跨過了這道坎兒,那就是集權之路上的第三塊路標:強勢政府壟斷。它在民國的體現就是人治。

...

到1936年底「廢兩改元」,順利完成了法幣改革,把長久以來混亂的貨幣經濟整頓一新。在當年的法幣發行總額12.6億元中,中央銀行占到了28%,中國與交通兩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由剛剛重組建立的中國農民銀行承擔。曾任央行稽核處長的李立俠評價道,此時的孔宋金融,在擺脫國際白銀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建立金匯兌本位、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實力和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全部收歸中央銀行,貨幣徹底成為政府持股的央行對老百姓的負債。國有的銀行包括了四行兩局,加上其他合資中小銀行,南京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統治體系。統制之外,是多元化且邊緣化的社會金融服務系統。




OTORI
6/8/2019


2019年8月5日 星期一

《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書評

本書出版於2016年,完成此書時美國的川普總統尚未當選,美中貿易戰也尚未開打。OT覺得本書作者非常有先見之明,不論是對於中國大陸還是對於東北亞、印度、俄羅斯、中東等地緣政治的看法都洞燭機先;因此推薦給各位網友閱讀。

本書以美國歐巴馬總統作為一個分水嶺,闡述在歐巴馬上任前、後,西方制度如何面臨來自「東方」的不信任以及挑戰。當然現在我們都知道,會造成「東方」各國對西方制度的懷疑,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西方為主的資本社會,因為衍生性商品造成金融風暴,重創了世界經濟;雖然華爾街在此後極短暫的時間裡有過反省,但似乎十年過去,當年減薪、砍肥貓、金融監管單位加強控管... 那樣強度的反省已經不復存在。

為大家導讀本書的「台灣版新序」幾段文章。(OT註:作者為台灣中文版寫此序時為2017年,川普剛當選美國總統,美中貿易戰還未全面開打)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是革命性的一刻,他的勝選在國際政策方面意義相當深遠。自1945年以後,歷任美國總統皆戮力支持兩大中心支柱往來維護國際秩序。此兩大支柱一是促進國際貿易,二則是以美國領導的盟軍為基礎的全球安全體系。

而川普則揚言要拆毀這兩個支柱,這位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信誓旦旦,要力行貿易保護主義。他也始終如一地質疑聯盟的效益,他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過氣了」,並暗指日本和南韓一直在敲美國竹槓,未盡其防禦上的本分。

川普對全球事務革命性論點,是以民眾對一種現象的不滿為後盾,此現象即本書所稱的「東方化」(Easternization)現象-權力和財富正從西方轉移到亞洲。(OT註:近日有更精確的說法,這種不滿情緒是來自全球化過程中並沒有獲得利益的階層,失業、財富縮水... 而這個階層可能就是傳統的白人藍領階層,稱為「全球化輸家」)。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資料,若以購買力為基準,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則退居第二,讓出自十九世紀末盤據至今的寶座。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擠下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年年居首的美國。而中國崛起,只是更大規模的板塊遷移的一部分:亞洲的經濟力愈來愈強。川普誓言「讓美國再次偉大」,言下之意就是要扭轉東方化的過程—讓美國回到昔日無可匹敵的地位,包括生活水準和對全球影響力。



OTORI
5/8/2019

2019年8月3日 星期六

布列頓森林會議

本文節錄自《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的「世界從此美國說了算,但財金對策聽凱因斯的」一節。

先前在閱讀「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一書時,有三篇文章OT覺得讀起來很有趣,因此節錄這兩篇文章跟各位網友分享。特別是本篇文章,看到2018年起美國川普總統發起的貿易戰,令人聯想起二戰結束這70多年來美國歷任總統努力建立的經濟合作關係,如何在川普總統的手中發生不同的效用以及改變。

在1919年「一戰」結束的「巴黎和會」上,年輕的凱因斯就曾大聲疾呼,政治家們的精力應當放更多在解決全球經濟不穩定的問題上。不幸的是,當時歐洲四強的政府感興趣的還是在領土爭奪,他們不想私人部門和跨國公司承擔經濟責任,更不想承擔國境線以外的經濟責任。參加合會的政府高層官員,不熟悉也不關心經濟政策。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曾經一度束手無策。羅斯福總統後來受到凱因斯「積極財政政策」思想的啟發,搞起了「新政」,才幫助美國跳出了經濟衰退、貨幣緊縮的苦海。布列頓森林會議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在「二戰」後,把這種美式「政府拯救經濟危機」的實踐,放大複製到世界經濟領域,重建和全球經濟。

參加布列頓森林會議的有四十四個國家的七百多名代表,會議決定引入美元、黃金、各國貨幣的釘住匯率制度;創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誇國的金融協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凱因斯「問題導向」經濟學的理念但是布列敦森林會議對凱因斯以及它所代表的國家,絕不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因為史學家們所調侃的,在「二戰」中贏得了一場戰爭,但丟失了一個帝國。戰後世界經濟的主角,是一個新興的霸權。非常不幸,它恰好就是英國人的債主。

英格蘭銀行的地下金庫,「一戰」前儲備的黃金為世界第一。但是到「二戰」結束時,金庫裡只剩下戰前貼在牆上的旅遊廣告海報了。1944年的美國人如正午的陽光,光輝燦爛,而英國人則夕陽西下,後面拖著長長的背影。不可否認,從1871年實行金本位制到「一戰」之前,是英格蘭銀行為世界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貨幣環境,是倫敦經營著全球證券市場,是英國人牽頭引導著銀行借貸的走向。這個世界被英國人主導的時間太長了!美國覬覦這個領袖地位已有幾十年,現在,布列頓森林會議,美國人請英國人體面的讓出首席。

所以可以說是現代金融組織的雛形,以及金融活動的制定,是依據布列敦森林會議作為雛形,並且,確認了美國從此成為經濟霸主的地位。看完這段有點噓唏,儘管是經歷過一戰,直到二戰為止這段時間,歐洲大陸一直是世界頂尖強國的舞台,換句話說等於是因為經歷了一戰及二戰,才拱手讓出了經濟霸主的地位給當時正在崛起中的美國。



OTORI
8/3/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