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在本篇報告中修正了四月份的全球貿易展望為「2025年樂觀上修、2026年下修」。
在2025年10月版《全球貿易展望與統計》(GTOS)中，WTO將2025年全球商品貿易成長率大幅上修至2.4%(4月預測為衰退0.2%，8月中期預測為正成長0.9%），但同時下修2026年預測至0.5%(原為2.5%)。這意味著貿易放緩的時間點由2025年推遲至2026年，但若將兩年合併觀察，2025~2026年的平均表現仍優於4月版本(2.9% vs. 2.3%)，整體展望略為樂觀。上修預測的四大主因：
- AI相關產品的貿易激增：AI相關商品是本次成長上修的最大推手。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貿易(以金額計)年增6%，其中46%的成長貢獻來自AI相關商品，儘管這類產品僅占全球貿易總額約15%；這波擴張具全球廣泛性，不僅限於少數市場。美國在2025年第2季的AI產品進口仍維持強勁，而其他商品進口則出現停滯，突顯AI供應鏈的韌性。
- 宏觀經濟環境改善：全球經濟情勢優於預期，通膨下降與財政環境寬鬆帶動實質所得增加，刺激跨區貿易；即便部分地區受美國關稅影響，其他地區間的貿易仍展現出高度韌性。中國大陸出口表現尤其強勁，2025年上半年出口量增長12%，遠高於GDP增速，反映其出口擴張並非單純由轉向他國市場所致，而是實質出口能力提升。
- 美國前置進口(frontloading)效應持久：WTO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因關稅預期提前進口的高峰效應不會在2025或2026年出現明顯回調；其中多數進口屬於耐久財的提前採購，而非庫存囤積。這使得其效應具「持續性」，不會像典型庫存循環那樣迅速修正。
- 關稅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減弱：關稅上升與政策不確定性的整體負面影響已明顯下降，最新模型顯示，2025~2026年的合併影響僅減少約0.1%的全球貿易成長。主因在於除中國大陸外，其他經濟體未對美國加徵報復性關稅；USMCA成員國(墨西哥、加拿大)多數商品獲豁免；且第三國間貿易基本未受牽連。因此，政策不確定性的下降實際上改善了2025–2026年的整體展望。
 |
本篇文章不僅供OT自我學習使用，也歡迎轉載並註明原文網址。
10月版《GTOS》顯示全球貿易展望的重點變化為：
- 2025年短期動能強於預期，主因AI產品與宏觀經濟改善；
- 2026年則可能出現放緩，反映前置進口與關稅延遲效應的逐步消退；
全球貿易正進入「AI驅動的擴張期」，同時展現出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抗壓性。
Analytical chapter: Trade imbalances and the limits of trade policy
在本報告的最後一章，WTO的經濟學家們以「全球貿易失衡與政策工具的侷限性(Trade Imbalances and the Limits of Trade Policy)」為題，進行了一篇深入的分析。這一章不僅探討貿易失衡的經濟根源與政策效果，也可視為對當前美國主導的「對等關稅」策略的一種回應；指出此類措施雖以矯正雙邊赤字為名，卻難以真正改變全球貿易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甚至可能帶來更高的經濟代價。為此，WTO的研究團隊進一步從宏觀經濟的角度提出可能的解方，嘗試以更全面的政策視野來回應當前全球貿易失衡的挑戰。
全球貿易失衡長期以來是政策辯論的焦點。歷史上，美日貿易摩擦(1980年代)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全球失衡爭論，皆導致各國採取矯正性貿易措施。近期以「縮減雙邊赤字」為名的關稅行動，延續了這一政策傳統。實證研究顯示，雙邊貿易失衡往往是貿易干預措施的主要預測指標(Delpeuch, Fize & Martin, 2024)。在封閉經濟體中，儲蓄等於投資、貿易收支為零；但在開放經濟中，國家可透過對外貿易突破生產限制，短期內消費多於產出，導致經常帳赤字。貿易是經常帳的最大構成項，因此貿易失衡反映出國民儲蓄與投資的落差。這裡提到兩種貿易失衡的型態：
- 部門性失衡(sectoral imbalances)源自比較利益，如一國在服務業有盈餘、在製造業有赤字。
- 整體性失衡(aggregate imbalances)則反映各國間儲蓄與投資結構差異。
從理論上看，這些失衡並非經濟失調的表現，而是貿易分工與跨期交換帶來的合理結果。
儘管關稅與產業政策可暫時調整特定產業或雙邊貿易結構，但對整體貿易平衡的影響極為有限。關稅能縮小與特定夥伴的赤字，但可能擴大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逆差，並帶來GDP損失與效率下降。例如，WTO 模型模擬顯示：
- 要消除北美對亞洲的雙邊赤字，需提高關稅約40個百分點，將導致北美GDP減少約 0.8%；
- 若對所有進口課徵平均45%的關稅以消除商品貿易赤字，北美GDP將下降約1.5%，且服務業盈餘將轉為赤字。
換言之，貿易政策是「鈍器」，無法直接修正國家層級的儲蓄與投資落差。實際上，宏觀經濟條件比貿易政策更能解釋貿易失衡的變化。在COVID-19 期間，大規模財政刺激導致多數國家財政赤字擴大，同時惡化其經常帳平衡(見圖14)。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走勢也反映內部結構：中國因房地產低迷與消費疲弱而儲蓄過剩、進口下滑；美國則因財政擴張與高消費而進口大增、赤字擴大。IMF與WTO的研究均指出，貿易順逆差主要由國內總體因素驅動，而非外部貿易措施。長期觀察顯示，區域間的順差與逆差格局在過去20–30年間相對穩定，其背後與結構性因素有關，包括：人口與勞動結構、社會安全與退休制度、財政與貨幣政策差異等(見圖15)。
WTO 模型的進一步模擬顯示，調整全球儲蓄行為遠比加關稅更能有效修正整體失衡；若北美的總儲蓄率提高2.5個百分點，而亞洲與歐洲的順差地區儲蓄率相應下降，即可消除整體貿易赤字(見圖16)。不過，商品貿易赤字仍部分存在，顯示服務貿易盈餘的擴張才是彌補整體平衡的關鍵。相比之下，加徵關稅的成本高昂且易引發報復；而透過儲蓄再平衡的全球GDP影響則微乎其微(見圖17)。若全球分裂為兩個地緣經濟陣營，長期GDP損失可達全球實質GDP的7%。
經濟學家 Jan Tinbergen 提出的「政策對應原則」指出，每種扭曲應由最直接的工具矯正：
- 貿易失衡應以宏觀工具（如財政與儲蓄政策）解決；
- 貿易扭曲則應以貿易政策應對。
將兩者混用不僅效率低落，還可能產生連鎖副作用。WTO創立時的部長聲明即指出：「源自貿易領域之外的問題，無法僅靠貿易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全球經濟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這一原則仍具前瞻意義：解決持續的全球貿易失衡，必須依靠跨領域的政策一致性與國際合作，以維持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
 |
| 圖14. 各地區財政赤字變化與經常帳平衡變化之間的關聯 |
圖14中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趨勢，財政赤字擴大(橫軸向右)往往伴隨經常帳惡化(縱軸向下)，而財政狀況改善的地區則通常經常帳也轉為順差：
- 中東地區位於右上角，是最明顯的例外之一，顯示該地區在財政盈餘擴大的同時經常帳順差亦顯著增加，反映高能源出口帶來的外部盈餘。
- 非洲與南美洲則位於中間偏右位置，顯示財政改善與外部帳戶改善之間呈正向關聯。
- 歐洲與亞洲財政赤字擴大約2–3%，同時經常帳惡化幅度類似。
- 北美地區最為顯著地位於左下角，顯示其財政赤字增加與經常帳赤字惡化並行，是主要的全球不平衡來源之一。
- 獨立國協(CIS)則介於中間位置，變化相對溫和。
圖14說明了財政政策變化對外部貿易平衡的影響極為顯著。WTO 的分析指出，疫情後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往往伴隨經常帳惡化，印證了宏觀經濟因素(而非關稅政策)在決定全球貿易失衡中的主導作用。
 |
| 圖15. 1980–1999年與2000–2024年間各地區平均經常帳餘額 |
圖15顯示全球貿易與資金流動格局在長期結構上的轉變，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 亞洲(Asia)由1980~1999年的平均順差0.9%上升至 2.4%，成為全球最顯著的經常帳盈餘區域，反映出口導向型成長與高儲蓄率的持續特徵。
- 歐洲(Europe)亦從經常帳平衡(0.0%)轉為平均順差1.1%，顯示其外部收支狀況在歐元區建立後顯著改善。
- 非洲(Africa)由赤字 -1.7% 改善至 -0.6%，反映部分能源與原物料出口國的盈餘貢獻。
- 南美洲(South America)赤字略減，從 -2.1% 收斂至 -1.4%，但仍維持結構性逆差。
- 北美(North America)則出現惡化，由 -1.7% 擴大至 -3.1%，顯示該地區長期以來的高消費與低儲蓄結構持續拖累經常帳平衡。
綜合來看，圖15 凸顯了全球貿易失衡的長期區域分化：亞洲與歐洲形成長期盈餘區，而北美及部分發展中地區則持續出現逆差，顯示儲蓄與投資結構差異是全球不平衡的主要驅動力，而非單一的貿易政策所能逆轉。
 |
| 圖16. 各地區在不同政策情境下的商品與服務貿易平衡變化 |
圖16 比較了各地區在不同政策情境下的商品與服務貿易平衡變化，包括原始情況(Initial trade balances)、提高關稅(With tariffs)以及調整儲蓄率(With savings adjustments)三種模擬結果，數據以十億美元(Billion US$)計。主要觀察結果如下：
- 北美(North America)的貿易逆差最為顯著，初始約為 –8000 億美元。即使假設關稅上升25%，逆差仍僅略有縮小；相較之下，若透過儲蓄率上升2.5%，貿易赤字幾乎可被完全消除，顯示宏觀儲蓄調整比貿易壁壘更有效。
- 亞洲(Asia)則呈現相反情況，原本為顯著順差區域。提高關稅的情境下順差略減，而若調整儲蓄行為(下降 2.5%)，其順差收斂更為明顯。
- 歐洲(Europe)亦呈現類似趨勢：關稅效果有限，而儲蓄調整更能實質縮減順差。
- 其他地區(南美洲、非洲、中東、獨立國協)則變化相對輕微，顯示全球失衡主要集中在北美與亞洲之間。
這張圖清楚指出 關稅政策對貿易平衡的修正作用有限，而透過儲蓄—投資結構的調整才能有效矯正全球收支失衡。WTO模型結果支持這一結論，顯示若北美提高儲蓄率、亞洲與歐洲相對降低儲蓄率，全球貿易失衡將顯著緩解，同時避免高關稅帶來的經濟成本。
 |
| 圖17. 提高關稅與調整儲蓄率對實質GDP與實質商品部門產出的影響 |
圖17比較了在兩種不同政策情境下：提高關稅(Tariffs)與調整儲蓄率(Savings adjustments)對實質GDP(Real GDP)與實質商品部門產出(Real output in the goods sector)的影響，數據以百分點變化呈現。
左圖是實質GDP變化(Real GDP)，顯示提高關稅對多數地區的實質GDP造成負面影響。北美(North America)降幅最大，約 -0.5%，顯示大規模關稅會顯著削弱總體經濟活動；其他地區(如歐洲、亞洲)亦有輕微負成長，全球平均約 -0.2%。相對地，儲蓄調整政策(即北美提高儲蓄率、亞洲與歐洲降低儲蓄率)對全球GDP影響幾乎中性或略為正向。亞洲與歐洲皆出現小幅正向變化，顯示此策略可在不造成總體經濟收縮的情況下改善貿易平衡。
右圖是商品部門實質產出變化(Real output in the goods sector)，顯示出關稅政策對商品部門產出具有區域性刺激效應但代價高昂。北美的商品部門產出在關稅情境下大增約12%，顯示保護主義短期內可促進本地製造；然而，其他地區(特別是亞洲與歐洲)則出現明顯下降，分別約 -3% 至 -4%。全球平均變化接近零，說明該政策僅產生地區性轉移效果，總體效率並未提升。反觀儲蓄調整情境，各地區變化幅度較小且整體更平衡，未出現極端增減，顯示宏觀調整更具穩定性。
圖17清楚對比了兩種政策的經濟效果：關稅政策雖能暫時改善部分地區的製造業表現，但伴隨明顯的GDP損失與全球效率下降。儲蓄結構調整則能在維持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逐步修正全球貿易失衡；因此，也呼應了WTO的模擬結論指出「宏觀經濟政策比貿易政策更有效也更具可持續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