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節擷取自《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作者為徐瑾。徐瑾是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
本書在說明中國近代的貨幣演變,其中關於宋朝一章節讓OT讀起來覺得興味十足。主要原因是宋朝常常在學生時代的歷史教課書中被形容是個孱弱的朝代,雖然文化程度很高,卻總是受到外族的侵略。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考證發現,宋朝不僅是文化程度高,經濟更是超越漢唐的空前繁榮;軍力雖然不足以跟遼、金、蒙古等征戰歐亞的國際級軍事強權匹敵,但卻也周旋了數百年之久。透過作者徐瑾的筆下,OT節錄其中一小段落,跟大家分享宋朝的故事。
宋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國,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構成了其輝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遽增加,宋徽宗時期人口即多達一億,是漢唐兩倍有餘。宋朝的城市結構也逐步打破了商業和居住區的界限,從唐代的「坊市封閉」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導致了城市生活的急遽繁榮與空前自由。宋朝的經濟繁榮不僅超過慣常認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超過歐洲的稀少時間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發展出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這也意味著抑商政策開始向征商政策轉化,商稅的徵收也更加程序化。
宋代的繁榮程度或許是中華帝國曾經的頂點。北宋年間貿易繁榮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隨著造船等技術發展,開始於漢代從港口銜接中國與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公認在宋達到頂峰。宋與數十個國家開展貿易,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當年的貿易繁榮讓後人難以想像。此外,更不用說宋、遼、金與西夏且戰且和數百年間連綿不絕的邊境貿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點設置的互市貿易外,還有各類民間交易以及走私。這些交易規模驚人,僅僅以當時交易比較普遍的商品羊為例,宋代皇帝御廚用羊每年就高達數萬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於從河邊買入契丹羊的費用為四十餘萬緡(Min)。
宋代財稅中與商業有關的稅種也空前豐富。宋之前對於商業更多是管理而不是稅收,唐朝雖也盡力徵收商業稅,但不成體系,而宋代則將各種商業稅收制度化。北宋時期的稅率保守估計已經達到10%。重視商業與文官體系發達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進化,在國家主義和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獲得平衡與發展,對外奉行防禦性政策,但在經濟領域中的商業方面則比較激進,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其中紙幣的誕生,可以被認為中國文明競賽中領先西方的頂峰的產物與象徵。
與此同時,宋代對於富人的態度也相當寬容,比起今天的「仇富論」,簡直堪稱「親富論」。除了天子,當時士大夫對於富人也相當寬容與肯定,比如北宋蘇轍即表示富人出現是情理之間,貧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更進一步南宋葉適已經認識到有產階層對於社會穩定的作用,指出富人適維繫社會上下階層的樞紐,甚至批評希望以打擊富人來救助貧人的想法雖然善良卻不應實行。
歷史充滿文明殞落的悲劇,而史書總是難免成王敗寇的邏輯。宋朝最被詬病的是軍力,但其實如果宋朝軍事真的那麼孱弱,為何能夠在五代十國亂局中崛起,為何能夠與遼、金與蒙古這樣的世界即軍事強國對峙數百年?宋朝從開國到滅亡,數百年間不是處於戰爭狀態就是處於備戰狀態,不得不長期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理念,為國內發展爭取時間。實際上,宋朝軍事實力不容小覷,其常規軍數量最高達一百二十萬人,超過很多朝代,軍事開支需求龐大。以後勤為例,宋代的倉場庫務在各地都有設置,不僅需要儲存糧食與器械等軍需,此外主管官員也需要費心經營以提供利潤,鹽、茶、酒等貿易即其徵稅均獲得充分發展。能夠支撐這一龐大軍事開支的帝國,離不開其制度管理與經濟實力,經濟思維滲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統,紙幣也誕生於這種競爭之中。
OTORI
9/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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