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世界似乎正在變得更加動盪。川普總統在第二任期伊始便迅速展現出強硬的外交姿態：先是美國政府據稱以跨國執法行動的方式，將委內瑞拉總統帶往紐約接受司法審理；隨後在2月28日又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這些行動讓外界再次提出一個問題：美國是否正試圖以更加直接而強制的方式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抑或這樣的策略，反而正在侵蝕美國長期建立的國際影響力？
這些問題其實早在2025年就已被兩位國際關係學者提出。2025年6月2日《Foreign Affairs》刊登了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 一文，作者為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 Robert O. Keohane 與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榮譽教授 Joseph S. Nye Jr.。兩人共同提出「複雜相互依存」理論，其合著的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一書被視為理解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的重要經典。其中，Nye更因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而聞名。他在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The Future of Power》以及《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著作中反覆指出美國影響力的核心不僅來自軍事力量與經濟規模，更來自制度、網絡與價值所形成的吸引力。
正因如此，Keohane與Nye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論點，美國真正的力量來自全球互依所形成的制度與網絡，而不是單純的強制性權力。若華盛頓過度依賴關稅、制裁與軍事威嚇等硬實力工具，反而可能削弱支撐美國領導地位的國際秩序。換言之，川普政府試圖「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或許正使美國押注於一種更為脆弱的權力模式。在今日的國際局勢下回頭閱讀這篇文章，很難不感到其中的警告意味。這不僅是一篇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評論，更是一篇對當前世界秩序走向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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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美國世紀的終結》
川普與美國權力的來源
Robert O. Keohane為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榮譽教授，並任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員。
Joseph S. Nye, Jr.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傑出公共服務榮譽教授」。在柯林頓政府時期，他曾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以及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著有《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本著作。
兩人合著《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本文亦引用Nye先前的一些著作。在本文即將定稿之際，Nye於五月辭世。我們對他的離世深感哀悼，並感謝他的家人允許本文繼續發表。
美國總統川普一方面試圖將美國的力量強加於世界，另一方面又試圖讓這個國家與世界保持距離。他在第二任期開始時展示了美國的硬實力：威脅丹麥要求控制格陵蘭，並暗示他將重新奪回巴拿馬運河。他成功利用懲罰性關稅的威脅，迫使加拿大、哥倫比亞與墨西哥在移民問題上作出讓步。他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四月，他宣布對全球多個國家實施全面關稅，使全球市場陷入混亂。不久之後，他又改變策略，撤回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推動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戰——這場貿易戰是他目前對抗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的核心戰線。在採取所有這些行動時，川普其實是從一個實力優勢的位置出發。他試圖利用關稅來施壓美國的貿易夥伴，顯示他相信當代的相互依存關係會增強美國的權力。其他國家依賴龐大的美國市場購買力，也依賴美國軍事力量所提供的安全保障。這些優勢使華盛頓在與夥伴互動時擁有採取強硬手段的空間。他的立場與我們將近五十年前提出的一個論點相一致：在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中，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會獲得優勢。川普抱怨美國對中國大陸存在顯著的貿易逆差，但他似乎也理解，這種不平衡使華盛頓對北京擁有巨大的槓桿力量。
即使川普正確辨識了美國強勢的來源，他卻以根本上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透過攻擊相互依存，他削弱了美國權力的基礎。與貿易相關的力量屬於硬實力，建立在物質能力之上。但在過去八十年間，美國同時累積了一種軟實力，這種力量建立在吸引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強迫或施加代價之上。明智的美國政策應該維持、而不是破壞那些能夠強化美國權力的相互依存模式——既包括由貿易關係帶來的硬實力，也包括由吸引力所形成的軟實力。如果川普目前的外交政策持續下去，將會削弱美國，並加速侵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造福許多國家的國際秩序——而在這些國家之中，受益最多的其實是美國。
秩序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國家之間相對穩定的權力分配、影響並賦予國家與其他行為者行為正當性的規範，以及支撐這些規範與權力結構的制度。川普政府已經動搖了這三個支柱。世界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混亂的時期，而這種混亂或許要等到白宮改變方向，或者華盛頓出現新的政策安排之後才會平息。然而，目前正在發生的衰退可能不只是暫時的下滑，而可能是跌入一片混濁水域的急劇下墜。在他反覆無常且錯誤的努力中，試圖讓美國變得更加強大，川普可能會讓美國的主導時期——也就是美國出版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最早稱為「美國世紀」的時代——以一種不光彩的方式結束。
在文章開頭，作者們首先為美國「軟實力」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深遠影響定下基調。川普總統之所以能夠透過關稅、制裁等手段迫使盟友讓步，表面上依賴的是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但其背後真正的基礎，是源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長期累積的制度性優勢與信任關係。這些優勢體現在盟友之間高度交織的經濟、軍事與制度網絡，也就是作者所說的「相互依存」。在這種不對稱的相互依存結構中，美國由於掌握更大的市場與安全保障能力，因此能在談判中擁有更大的槓桿。川普總統確實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並試圖利用關稅與貿易逆差所帶來的談判優勢來迫使他國讓步。而作者認為雖然川普總統雖然利用了這套體系所帶來的權力，但同時也在破壞這套體系本身。美國的力量並不僅僅來自於硬實力，而更來自於長期建立的制度、信任與吸引力。若過度依賴強制與威脅來對待盟友，最終反而會削弱這些關係網絡，使得美國過去數十年累積的軟實力逐漸流失，並動搖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
貿易逆差的優勢(THE DEFICIT ADVANTAGE)
當我們在1977年撰寫《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時，我們試圖擴展人們對「權力」的傳統理解。當時的外交政策專家通常是透過冷戰時期軍事競爭的視角來理解權力。相較之下，我們的研究探討的是貿易如何影響權力，並主張：在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中，不對稱性會賦予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更大的力量。貿易權力的一個悖論在於：在貿易關係中取得成功——例如某一國對另一國享有貿易順差——反而可能成為一種脆弱來源。相反地，也許有些違反直覺的是，維持貿易逆差反而可能強化一個國家的談判地位。畢竟，出現逆差的國家可以對順差國施加關稅或其他貿易壁壘；而作為被針對的一方，由於其對該國的進口相對較少，能夠採取的報復措施便受到限制。
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往往能有效對貿易夥伴施加壓力。從不對稱相互依存與權力的角度來看，美國在與其七個最重要貿易夥伴的談判中都處於有利地位。在貿易結構上，美國與中國大陸、墨西哥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之間存在高度不對稱的關係，這些經濟體對美國的出口與進口比率均超過二比一。日本(約1.8比1)、南韓(1.4比1)以及歐盟(1.6比1)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比例同樣具有不對稱性。只有加拿大的比例較為接近平衡，大約為1.2比1。
這些比例當然無法完整呈現各國之間經濟關係的全部面向。具有跨國聯繫的國內利益團體、在其他市場與外國行為者建立的跨國網絡，以及跨越國界的個人或團體關係，都可能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有時甚至會產生例外，或削弱不對稱相互依存所帶來的影響。在《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中，我們將這些多重聯繫管道稱為「複雜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在對1920年至1970年間美加關係的詳細研究中，我們發現這些因素往往反而強化了加拿大的談判地位。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其談判過程便始於加拿大單方面對汽車零件出口提供補貼。在任何分析不對稱相互依存與權力關係的研究中，都必須仔細考量那些可能削弱逆差國原本優勢的反制因素(countervailing factors)。
若僅從貿易部門來看，中國大陸似乎處於最弱的位置，其出口對進口比例約為三比一。中國大陸也不像美國那樣能夠依賴同盟關係或其他形式的軟實力。然而，中國大陸仍然能透過利用上述的反制因素來進行報復。例如，中國大陸可以懲罰在政府營運的重要美國企業，如蘋果或波音；也可以針對美國國內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群體，例如大豆農民或好萊塢影視產業。北京政府也可以動用硬實力，例如切斷稀有礦產的供應。隨著雙方逐漸更精確地認識到彼此的脆弱之處，貿易戰的焦點也將隨著這種「學習過程」而逐步轉移。
墨西哥能夠施加反制影響力的來源較少，因此仍然對美國的政策變化高度脆弱。歐洲在貿易領域中能夠施加一定程度的反制影響力，因為其與美國的貿易結構比中國大陸與墨西哥更為平衡；然而歐洲仍依賴北約，因此川普威脅不再支持北約同盟，便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談判工具。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較為平衡，而且與美國利益團體之間存在密集的跨國聯繫網絡，這使得加拿大的脆弱性較低。然而，如果只從貿易角度來看，加拿大仍可能處於劣勢，因為其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遠高於反向依賴。在亞洲，美國與日本、南韓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之間的貿易不對稱性，在某種程度上被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所抵消。只要這種競爭持續存在，美國就需要東亞與東南亞的盟友與夥伴，因此無法完全運用其在貿易方面所擁有的槓桿。因此，美國貿易政策所能發揮的相對影響力，會隨著地緣政治情勢以及不對稱相互依存結構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這一段作者們試圖闡述所謂「貿易逆差的優勢」，從「不對稱相互依存」的角度出發，主張在貿易關係中，順差的一方未必擁有更大的權力；相反地，逆差國有時反而在談判中佔有優勢。其原因在於，逆差國可以透過限制進口、提高關稅等手段對順差國施壓，而順差國因為對該市場的依賴較深，反而較難採取對等的報復措施。不過，作者在論述中也提到一些悖論與限制條件。
依OT理解，一個國家在貿易談判中的實際優勢，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進口替代性」。如果一個國家所出口的商品，在進口國難以找到其他替代來源，那麼即使提高關稅，需求仍然存在，談判籌碼也會因此增加。反之，如果進口國可以輕易從其他國家取得替代商品，則即使順差國在貿易上占優勢，也未必能在談判中取得主導地位。因此在現實情況中，歐洲、加拿大或墨西哥雖然對美國存在貿易順差，但其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場上往往具有較高的替代性，美國仍可以透過其他來源取得類似產品，因此在貿易談判中未必處於弱勢。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在某些領域則擁有一定的調整空間，例如在農產品等項目上可以尋找替代供應來源(如大豆)，因此美國在部分議題上的談判優勢也可能受到限制。
OT想說的是如果僅從經濟結構來分析，使用「依存關係」來解釋權力確實可能產生一些看似矛盾的情況，不過作者們關心的重點並不在於純粹的經濟效率或貿易理論，而是在於相互依存結構如何轉化為政治權力；作者們試圖說明的是在國際政治中，經濟依存關係本身會影響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與談判能力。
真正的權力(REAL POWER)
川普政府忽略了權力的一個重要面向。權力就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的能力。這一目標可以透過三種方式達成：強制、支付，或吸引。前兩者屬於硬實力，第三種則是軟實力。在短期內，硬實力通常會壓過軟實力；但在長期而言，軟實力往往更具持久力。據說約瑟夫・史達林曾經嘲諷地問過一句話：「教宗有多少個師？」然而蘇聯早已消失，而教廷卻仍然存在。
對加拿大或丹麥這樣的民主盟友施加壓力，會更廣泛地削弱各國對美國同盟體系的信任；威脅巴拿馬，則會喚醒整個拉丁美洲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歷史恐懼；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運作，會損害美國長期建立的仁慈與援助形象；而壓制「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則會削弱美國向世界傳遞自身理念與價值的聲音。
懷疑者可能會說：那又如何？國際政治是一場硬碰硬的競爭，而不是溫和的運動。川普以強制與交易為導向的政策方式，已經帶來了一些讓步，而且未來可能還會取得更多成果。正如馬基維利曾經在談論權力時所寫的：對一位君主而言，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更為重要。然而，若能同時被畏懼又被愛戴，則更為理想。權力其實具有三個面向，而當川普忽視「吸引力」這一面向時，他也忽視了美國力量的一個關鍵來源。從長遠來看，這將是一種失敗的策略。
本節比較單純，作者們做為一個理論上的轉折，重新回到Nye 所提出的「軟實力」的概念，指出權力並不僅來自強制或交易，也來自吸引力與合法性。雖然在短期內硬實力往往更有效，但從長期來看，軟實力往往更具持久性。作者們藉此鋪陳下一步的論述：川普雖然成功運用經濟與軍事壓力，但這種作法正在侵蝕美國長期累積的軟實力基礎。
美國的衰落可能不僅僅是短暫的下滑，而可能是一場急劇的墜落
即使在短期內，軟實力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一個國家具備吸引力，它就不需要過度依賴獎勵或懲罰來影響他國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該國是善意且值得信任的，他們就更容易被說服，也更可能跟隨這個國家的領導——當然，他們有時也可能試圖利用強國所採取的寬和立場為自己謀取利益。面對霸凌時，他們或許會被迫順從；但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貿易夥伴是一個不可靠的霸凌者，那麼一旦有機會，他們更可能拖延合作，並逐步降低長期的相互依存程度。冷戰時期的歐洲便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1986年，挪威分析家蓋爾・隆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將世界描述為分裂成一個蘇聯帝國與一個美國帝國。然而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蘇聯是透過武力建立其歐洲附庸國體系，而美國的一方則是一個「被邀請而來的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蘇聯不得不在1956年派兵進入布達佩斯，在1968年派兵進入布拉格，以維持當地政府對莫斯科的服從。相較之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整個冷戰期間始終保持強大與穩固。
在亞洲，中國大陸一方面增加其軍事與經濟上的硬實力投資，同時也在努力培養自身的吸引力。2007年，北京政府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中國大陸需要提升其軟實力。為此，北京政府投入了數百億美元。然而，其成果至多只能說是好壞參半，主要受到兩個障礙的限制：第一，中國大陸與多個鄰國之間激化了激烈的領土爭議；第二，中國共產黨對公民社會中的所有組織與言論維持嚴格控制。當中國大陸無視國際公認的邊界時，往往會引發鄰國的怨懟；而當中國大陸政府監禁人權律師，或迫使像著名藝術家艾未未這樣的異議人士流亡海外時，也會在許多國家民眾心中留下負面印象。
至少在川普第二任期開始之前，中國大陸在全球公共輿論的競爭中仍遠遠落後於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其中多數國家，受訪者認為美國比中國大陸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是兩者差距最小的地區。更近期的調查顯示，在2024年5月，蓋洛普對133個國家進行調查時發現，其中81個國家對美國的評價更為正面，而中國大陸則在52個國家佔優勢。然而，如果川普持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據可能會出現顯著變化。
當然，美國的軟實力在過去多年中也曾出現起伏。在越戰與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許多國家都不受歡迎。然而，軟實力並不僅僅來自政府行為，也來自一個國家的社會與文化。即使在越戰期間，當世界各地的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美國政策時，他們並沒有高唱共產主義歌曲《國際歌》，而是唱起美國民權運動的歌曲《我們必將勝利》(We Shall Overcome)。一個允許抗議並包容不同意見的開放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種資產。然而，如果美國民主在未來四年持續受到侵蝕，並且美國在對外政策上表現得像一個霸凌者，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也將無法承受美國政府過度行為所帶來的損害。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正試圖填補川普政策可能造成的空隙。北京政府將自己視為所謂「全球南方」的領導者，並希望取代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同盟與制度秩序。其「一帶一路」基礎建設投資計畫，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同時也提供了強大的經濟硬實力。如今，以中國大陸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已經超過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如果川普認為，他可以在削弱盟友對美國的信任、展現帝國式野心、破壞美國對外援助機構的同時，仍然與中國大陸展開競爭，那麼他很可能會感到失望。
作者們在本節中試圖說明美國在戰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中，軟實力長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種來自制度、價值與文化的吸引力與信任關係，一直是美國影響力的重要來源。不過，其中也存在一個略帶諷刺的例子。作者們在文中提到，北京政府對異議人士的壓制，例如迫使藝術家艾未未流亡海外，會削弱中國大陸的國際形象；然而在2025年本文發表之後不久，2026年初被視為流亡海外的藝術家艾未未便回到中國大陸探親，其公開言論的態度亦出現某些轉變，甚至呈現出某種「揚中抑歐」的傾向。這個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提醒我們，政治敘事與現實情況之間往往存在落差，而軟實力的評價也可能隨著時間與具體事件而出現新的變化。
美國軟實力的流失或許並不完全始於川普總統個人，而可能反映了一種更長期的歷史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川普或許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試圖減緩一個正在面臨相對衰退的霸權體系的下滑速度。然而另一方面，OT仍然認為軟實力確實是美國長期優勢的重要基石。今年初OT前往CES參觀展覽，無論在人文環境、基礎建設或科技產業的整體氛圍上，美國在我所能觀察到的層面上仍展現出相當強的吸引力與競爭力，至少在某些方面仍明顯領先台灣；即使與中國大陸相比，雖然領先優勢正在逐漸縮小，但整體而言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領先地位。這也顯示，即使在許多評論者討論美國衰落的同時，其軟實力基礎仍然具有相當的韌性。兼容並蓄的移民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制度的重要優勢；中國大陸近年的進步確實十分顯著，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但若因此過度唱衰美國，恐怕也未必是一種公平或全面的評價。
全球主義的幽靈（THE SPECTER OF GLOBALISM）
籠罩在川普等西方民粹主義者崛起之上的，是所謂「全球化」的幽靈，而他們往往將其描繪為一種帶有破壞性的力量。事實上，這個詞彙僅僅是指跨越洲際距離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關係。當川普威脅對中國大陸課徵關稅時，他其實是在試圖削弱美國在全球相互依存中的經濟面向，因為他將美國產業與就業機會的流失歸咎於這種相互依存。全球化當然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然而川普所採取的措施卻是錯置焦點：它們攻擊的是那些對美國與世界整體而言大體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有效應對那些真正具有負面影響的部分。整體而言，全球化其實強化了美國的權力，而川普對全球化的攻擊反而只會削弱美國自身。
十九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了如今廣為接受的觀點：全球貿易可以透過比較利益創造價值。當國家對貿易保持開放時，它們便可以專注於自己最具優勢的產業。貿易會帶來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破壞」：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工作會消失，而各國經濟也可能因為來自國外的衝擊而受到影響，有時甚至是其他國家刻意採取政策所造成的。然而，這種破壞同時也能促使經濟體變得更具生產力與效率。整體而言，在過去75年間，這種創造性破壞反而增強了美國的力量。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促進成長的創新以及這種成長在全球擴散所帶來的外溢效應中受益最多。
然而，經濟成長同時也可能帶來痛苦。研究顯示，在二十一世紀，美國既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也創造了數百萬個新的工作，而調整過程中的成本往往落在勞工身上，而政府通常並未提供足夠的補償。科技變遷也消滅了數百萬個工作，因為機器逐漸取代了人力；而自動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相互影響往往難以清楚區分。中國大陸出口的強大擴張更使這種相互依存所帶來的壓力進一步加劇，而且這一趨勢仍未顯示出減緩的跡象。
即使經濟全球化提升了世界經濟整體的生產效率，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與家庭而言卻未必受歡迎。在許多社區中，人們不願意搬遷到可能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但也有人願意遠赴世界另一端尋求更多機會。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大量人口跨越國界流動，形成了另一種重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移民能夠帶來文化上的多樣性，也為接收移民的國家帶來重要的經濟利益，因為具備技能的人才能夠在更適合的地方發揮其生產力。對於人口輸出的國家而言，移民也可能減輕人口壓力，並透過僑匯帶來經濟收益。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進一步促進新的移動。在缺乏國家設置的高度障礙時，當代世界的移民流動往往具有某種自我延續的特性。
川普將移民描繪為造成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儘管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期來看對經濟顯然是有益的，但批評者仍然很容易將其描述為短期內的負面因素，並在部分民眾之中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對情緒。當移民數量突然增加時，往往會引發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常被指責為各種經濟與社會變化的來源，即使這些指控並不符合事實。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議題都已成為民粹政治用來挑戰執政政府的主要議題之一。它促成了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也在2024年再次發揮作用。
對民粹主義領袖而言，將經濟動盪歸咎於外國人，遠比承認真正更具決定性的因素——例如科技變遷與資本流動——要容易得多。全球化在許多國家的選舉中都為執政者帶來挑戰。當政治人物面對這些壓力時，往往會產生一種誘惑：試圖透過關稅或其他國際貿易障礙來逆轉全球化，而川普正是採取了這樣的做法。
本節主要在說明為何「全球主義」或全球化會令民粹主義者感到不安？進而成為其動員政治資源的重要工具。正如作者們所指出的，全球化本身並不是一種單純的負面現象，它同時會創造贏家與輸家。以東亞為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相當可觀的經濟利益，透過全球貿易與產業分工快速提升了自身的經濟實力。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全球化原本只是基於比較利益與資本流動所形成的一種自然結果；然而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它也帶來了熊彼得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某些產業因競爭而消失，一部分勞動人口被市場淘汰。同時，由於產業與技術優勢的集中，也吸引具備技能與資本的群體向優勢地區移動。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往往使部分群體感到被排除在全球化的收益之外。而全球化也因此讓人口跨境流動相互交織，除了因經濟機會而移動的勞動力之外，許多地區因經濟發展不均、政治動盪甚至內戰所產生的難民，也在近年大量進入各國社會；這些人口流動在文化與經濟上都帶來影響，也往往成為政治爭議的焦點。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政府若未能透過更具彈性的政策來分配全球化的收益、或協助受到衝擊的群體進行轉型，往往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不滿情緒，並為民粹政治提供動員的土壤。
從作者們的觀點來看，這正是民粹政治得以興起的重要背景，當全球化帶來的成本被特定群體承擔時，政治領袖便容易將這些不滿轉化為對外部世界的指責，例如將問題歸咎於貿易、移民或國際制度；然而作者認為，這樣的政治反應往往誤判了問題的來源。全球化本身並非削弱美國力量的根本原因，相反地，它在長期上其實強化了美國的經濟與制度優勢；若以民粹政治的方式試圖逆轉全球化，不僅難以解決結構性的經濟問題，反而可能削弱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影響力與領導地位。
川普對全球化的攻擊，正在削弱美國
過去，經濟全球化也曾經出現過倒退。十九世紀時，全球貿易與人口移動都曾快速增長，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這一趨勢急劇放緩。以全球經濟活動的比例來看，國際貿易直到將近1970年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這種情況未來也可能再次發生，儘管要真正逆轉全球化並非易事。1950年至2008年間，世界貿易增長極為迅速，而自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增長速度則有所放緩。整體而言，從1950年至2023年，全球貿易規模增加了約4,400%。然而，全球貿易仍有可能再次出現顯著下滑。如果美國針對中國所採取的貿易措施演變為更加全面且持續的貿易戰，將可能造成相當嚴重的破壞。一般而言，貿易戰很容易演變為長期且不斷升級的衝突，甚至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另一方面，全球貿易規模龐大，其既有利益也會限制各國發動貿易戰的意願。若要逆轉超過數十兆美元的貿易往來，其成本將十分巨大，因此各國在許多情況下仍可能傾向尋求某種程度的妥協。此外，即使其他國家對美國採取對等報復措施，它們也未必會彼此之間限制貿易。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全球貿易流動的重組。例如，一旦在台灣問題上爆發戰爭，美中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會突然中斷。
一些分析人士將近年來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出現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浪潮，歸因於全球化擴散的速度與範圍。冷戰結束之後，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化與通訊科技的進步，大幅降低了跨越國界與長距離移動的成本，因此貿易與人口流動幾乎同步加速。如今，關稅與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然而，這對美國而言並不是好消息。美國的力量在歷史上一直受益於移民所帶來的活力與生產力，包括過去幾十年間亦是如此。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可以視為當代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由於全球金融體系高度互相連結，原本起源於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次貸危機，很快透過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擴散至世界各地，引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多國金融體系的動盪。某種程度上，這正是全球化所帶來高度互依結構的一種副作用：一個核心經濟體的危機，可以迅速傳導至整個世界。這場金融危機所造成的長期經濟停滯與社會不滿，也間接成為後續政治動盪的背景之一。例如，中東與北非地區在2010年前後爆發的一系列政治動盪(通常被稱為「阿拉伯之春」或顏色革命)，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與糧食價格上升、經濟停滯以及青年失業問題密切相關。這些動盪最終導致大規模難民潮，並在之後十餘年間持續衝擊歐洲的政治與社會結構。
從較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近年歐美國家興起的民粹主義政治，往往以限制移民、提高關稅或重新建立經濟邊界為主要訴求，試圖對抗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與資本流動。OT反而認為這些政策所造成的貿易收縮與國際合作的退潮，本身也具有相當高的經濟成本，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今日全球化出現的逆轉趨勢，以及西方社會對移民與國際貿易的反彈，在歷史脈絡中也可以被理解為對2008年金融海嘯後果的一種延遲性政治回應！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下，作者們試圖提醒讀民粹政治往往把全球化本身視為問題，但真正削弱美國力量的，可能並不是全球化，而是對全球化所做出的過度反應。若以關稅壁壘、貿易衝突與限制移民等方式試圖逆轉全球化，不僅難以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可能還反而會削弱美國長期以來依賴的開放體系與制度優勢。
沒有護照的問題（PROBLEMS WITHOUT PASSPORTS）
沒有任何一種危機，比氣候變遷更能凸顯相互依存關係的不可避免性。科學家預測，隨著全球冰帽融化、沿海城市遭到淹沒、熱浪加劇以及氣候模式在本世紀後期變得更加混亂，氣候變遷將帶來巨大的成本。即使在短期內，氣候變遷也已經加劇了颶風與野火的強度。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闡述氣候變遷的危險、分享科學資訊以及鼓勵跨國合作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川普政府卻取消了對國際與國內應對氣候變遷行動的支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其政府試圖限制那些對美國和世界整體具有益處的全球化形式時，卻同時刻意削弱華盛頓應對另一類「生態全球化」問題的能力，例如氣候變遷與疫情，而這些問題可能帶來極為巨大的成本。COVID-19疫情在美國造成超過120萬人死亡；《刺胳針》（The Lancet）則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人。COVID-19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顯然是一種全球性現象，而促成其擴散的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跨國旅行。
在其他領域中，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力量的重要來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交流網絡，在加速科學發現與創新方面產生了極為積極的影響。直到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與研究網絡的擴張幾乎沒有引發顯著的政治反彈。若全面列舉全球化對科學的利弊，顯然利遠大於弊。中國科學家在2019年迅速解析出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並與國際同行分享研究成果；然而不久之後，北京政府便阻止了他們繼續進行這樣的合作。
也正因如此，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費解的一點，是其政府大幅削減對科學研究的聯邦支持，包括那些長期以來投資回報極高、對現代世界創新速度具有決定性影響、並提升了美國聲望與權力的研究領域。儘管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政府卻試圖透過取消經費、限制其自主性，以及提高吸引全球最優秀學生的難度來削弱它們。除非將其視為右翼民粹主義文化戰的一部分——針對那些被認為不共享其意識形態的「菁英」——否則很難理解這種政策。這實際上等同於對自身實力的一次巨大自我傷害。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人權作為一種價值理念逐漸在全球擴散。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民主制度與規範在東歐大部分地區(包括一度短暫存在於俄羅斯)、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拉丁美洲——廣泛傳播，並在非洲部分地區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立足點。大約在2000年前後，世界上被視為自由民主或選舉民主的國家比例曾一度略微超過50%，此後雖然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接近一半的水平。即使冷戰後的「民主浪潮」已經減弱，它仍然在世界政治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記。
民主規範與人權理念的廣泛吸引力，無疑增強了美國的軟實力。威權政府往往將支持人權的團體視為干涉其主權的外部力量，而這些團體通常設於美國，並得到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資源的支持。在一段時間內，威權政權一直處於防禦性的地位，被迫應對來自外界的人權批評與壓力。因此，一些長期受到美國批評或制裁的威權政府，自然會對川普政府放棄在海外推動人權的政策表示歡迎。例如，關閉國務院的「全球刑事司法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Criminal Justice)、「全球婦女議題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Women's Issues)以及「衝突與穩定行動局」(Bureau of Conflict and Stability Operations)等機構。川普政府的政策將抑制民主制度在全球的進一步擴散，並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上面一段文章表面上討論的是氣候變遷、疫情、科學合作與人權議題，但在作者的理論框架中，其實是在說明三種能夠產生權力的跨國網絡。這些跨國網絡構成了當代國際政治中權力的重要來源，也共同支撐美國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長期影響力。然而作者認為，川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正在削弱這些基礎。具體而言，這三種權力來源包括：
- 全球公共議題的治理能力（Global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 全球知識與科技網絡（Global Knowledge Networks）
- 價值與制度的吸引力（Normative Soft Power）
呼應了文章開頭所提出的核心觀點，在二十一世紀，美國權力的重要來源並不僅僅來自軍事力量或經濟規模，而更多來自這些跨國網絡所形成的制度性影響力；透過在全球公共議題中的治理能力、在科學與創新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民主與人權價值所帶來的吸引力，美國長期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領導角色。作者們認為川普政府在氣候政策、科研體系以及人權外交等領域的政策轉向，正在同時削弱這三種權力來源。當一個國家逐漸退出全球公共議題的治理機制、削弱自身在知識與創新網絡中的中心地位，並減少對普世價值的倡議時，其國際影響力也會隨之下降。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並非單純受到外部挑戰，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呈現出一種自我侵蝕的現象。
押注於弱勢（A BET ON WEAKNESS）
全球相互依存的趨勢不可能被逆轉。只要人類仍然持續流動，並且不斷發明新的通訊與交通技術，這種互依關係就會持續存在。事實上，全球化的歷史已跨越數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甚至更早的時期。十五世紀時，遠洋航運技術的創新開啟了大航海時代，隨後而來的歐洲殖民活動塑造了今日許多國家的疆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蒸汽船與電報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而工業革命則將原本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數十億人透過數位網絡相互連結。兩次世界大戰曾暫時逆轉經濟全球化，並中斷了人口遷移的流動。然而，只要沒有全球性戰爭，並且科技持續快速進步，經濟全球化仍將持續發展。同樣地，生態層面的全球化與全球性的科學活動也很可能繼續存在，而各種規範與資訊仍將跨越國界流動。當然，某些全球化的結果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例如氣候變遷便是一個典型的跨國危機。若要將全球化重新引導並塑造成對整體人類更有利的方向，各國政府必須進行協調。而要使這種協調真正有效，領導者必須建立並維持由聯繫、規範與制度所構成的網絡。這些網絡同時也會讓其核心節點——美國——從中受益。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在經濟、軍事、科技與文化上最具實力的國家，因此這些網絡會為華盛頓提供強大的軟實力。然而，不幸的是，川普第二任期政府的政策視野過於短淺，過度執著於以貿易不對稱與制裁為核心的強制性硬實力，這很可能削弱而非強化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度關注盟友「搭便車」所帶來的成本，卻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國本身就是這個體系的駕駛者，因此能夠決定車子要往哪裡開、走哪一條路。川普似乎沒有理解，美國真正的力量其實來自於相互依存。與其說他正在「讓美國再次偉大」，不如說他正在對弱勢進行一場悲劇性的押注。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們留給我們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川普總統所強調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否反而正在削弱美國本身？其在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上所展現的強硬姿態，看似是為了重建美國力量，但在作者們看來，這種做法更像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試圖以短期的強制性硬實力，取代長期累積的制度網絡與軟實力基礎。
OT在閱讀《變化中的世界秩序》(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書時，也曾看到類似的歷史觀點，一個帝國從崛起、強盛到衰弱，往往存在某種長期週期；從這個角度來看，OT雖然認同作者所說，川普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高風險的政治賭注，但同時也認為美國是否衰落並不完全取決於川普個人的政策選擇。意思是即使沒有川普，甚至是現今的美國政府極力維持其制度與軟實力優勢，歷史結構性的變化仍可能使美國逐步走向相對性的衰退。
分享以前國文課本中《司馬季主論卜》的一段話：「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這段話所表達的，其實正是一種盛衰循環的自然規律。萬物如此，國家亦然。強盛與衰落往往並非一時之事，而是在長時間的歷史變動中不斷交替。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美國當前所面臨的種種爭議與轉折，也許並不只是單一政治人物或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而更像是歷史週期中的一個階段。如何在盛衰循環之中調整自身的位置，理解國力的限制，同時維持制度與價值的韌性，或許才是一個國家能夠長久立於世界之林的真正關鍵。
參考連結：
-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 讀《變化中的世界秩序》(Principle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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