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Economic Forum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台灣常稱為「達沃斯論壇」，成立於 1971 年，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附近的 Cologny。WEF為依瑞士法律設立的非營利基金會，並不隸屬於任何政府或聯合國體系，而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每年於瑞士達沃斯(Davos)舉辦的年會，匯集全球主要國家領導人、跨國企業高層、國際組織代表、學者與公民社會領袖，成為全球政治與經濟議題的重要對話平台。
WEF的經費主要來自跨國企業會員制度與戰略合作夥伴，涵蓋金融、科技、能源、製造與醫療等多個產業領域。因此，WEF 所形成的政策與風險討論，往往反映全球企業領袖與政策制定者的共識與關切焦點，而非單一國家立場或政府觀點。
自2006年起，WEF每年發布《全球風險報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透過「全球風險認知調查」(Global Risks Perception Survey, GRPS) 蒐集全球專家與決策者意見，並針對不同時間尺度(短期、中期與長期)分析全球面臨的重大風險及其相互連結性。這份報告並非預測未來，也不提供具體政策處方，而是透過風險排序與情境分析，協助決策者辨識潛在的系統性威脅與跨領域連鎖效應。
《全球風險報告》的一大特色，在於其強調風險之間的「互聯性」與「外溢效應」。經濟動盪、地緣政治對抗、科技加速發展、社會不平等與氣候變遷等議題，往往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在高度全球化的體系中相互強化、交織演變。因此，報告的價值不在於單一風險的排名，而在於揭示這些風險如何在不同時間軸上共同塑造全球秩序的走向。
本文中參考的是《全球風險報告 2026》(Global Risk Report) 為該系列的第21版，發布於全球競爭升溫、多邊合作機制受壓、科技快速演進與社會分裂加劇的背景下。報告中指出，不確定性已成為當前全球風險環境的核心特徵，地緣經濟對抗、經濟衰退風險、資訊失真與人工智慧的不利後果等議題，在短期與長期時間尺度上呈現出不同但相互關聯的壓力結構。同時，環境風險雖在短期排序中有所下滑，卻在十年期展望中仍被視為最嚴峻的系統性挑戰。
在全球多極化與制度重組的過程中，WEF所提出的風險評估，不僅反映了全球菁英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也提供了一面觀察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轉型的鏡子。本篇報告共102頁，本文節錄Key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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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僅供OT自我學習使用，也歡迎轉載並註明原文網址。(黑色正體字為原文翻譯，藍色斜體字為OT的註解。)
球政經情勢的不穩定逐年遽增，特別是川普2016年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後，全球多邊主義就已經開始受到嚴重的威脅。這個想法不只出現在菁英階層，普羅大眾們也有深刻的體會，那麼這篇報告的意義是甚麼呢？如果只是闡述已知的事實，補上更多數據做佐證，似乎沒有太多意義？所以這份報告的意義不在於「發現新事實」，而是在於為這些「已知事實」提供戰略座標、關聯分析與行動框架。
方法概述 (Overview of Methodology)
「全球風險認知調查」（Global Risks Perception Survey, GRPS) 已支撐《全球風險報告》二十年之久，是世界經濟論壇最主要的原始全球風險資料來源。今年的GRPS彙集來自學界、企業、政府、國際組織與公民社會超過1,300位專家的見解，以掌握不斷演變的全球風險格局。2025~2026 年度GRPS的回收時間為2025年8月12日至9月22日。
本報告將「全球風險」定義為：某一事件或情況發生的可能性，而一旦發生，將對全球GDP、人口或自然資源中的相當比例造成負面影響。33項全球風險的相關定義，詳見附錄A: 《定義與全球風險清單》。
2025~2026年度GRPS包含以下幾個構面：
- 風險全貌(Risk landscape): 邀請受訪者評估各項全球風險在一年、兩年與十年期的可能影響程度(嚴重性)，以呈現個別風險隨時間推移的潛在發展趨勢，並辨識關鍵關切領域。
- 後果分析(Consequences): 請受訪者思考某項風險發生後可能帶來的多重影響範圍，以凸顯不同全球風險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複合型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 風險治理(Risk governance): 邀請受訪者評估哪些治理方式最有潛力推動全球風險的降低與應對準備。
- 前景展望(Outlook): 請受訪者預測支撐全球風險格局的關鍵面向未來可能的演變方向。
有關方法論的更詳細說明，請參閱附錄 B: 《2025–2026 年全球風險認知調查》。
為補充GRPS的全球風險資料，本報告亦運用世界經濟論壇的「企業高階主管意見調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 EOS)，蒐集來自116個經濟體、超過11,000位企業領袖的意見，辨識未來兩年內對各國構成最嚴峻威脅的風險。在與GRPS結果對照之下，這些資料有助於理解各地區的在地關切與優先順序，並指出全球風險可能出現的「熱點」與區域性表現。詳情請參閱附錄 C: 《企業高階主管意見調查: 國家風險認知》。
最後，本報告亦整合多位領域專家的觀點，以增強前瞻分析並支持調查數據的解讀。相關貢獻來自世界經濟論壇各專業中心與社群會議的161位成員，透過與來自學界、企業、政府、國際組織與公民社會專家的私人訪談與主題工作坊所蒐集而成。這些討論於2025年5月至11月期間進行。參與專家包括全球風險報告顧問委員會與首席風險長社群。更詳細說明請參閱致謝(Acknowledgements)。
主要發現 (Key Findings)
《全球風險報告 2026》為本年度報告的第21版，標誌著這個動盪十年的後半段正式展開。本報告透過三個時間尺度分析全球風險，協助決策者在因應當前危機的同時，兼顧中長期的優先事項。第一章呈現本年度「全球風險認知調查」(Global Risks Perception Survey, GRPS)的結果，彙集來自全球超過1,300位專家的洞見，並探討當前或即期風險(2026年)、短至中期風險(至 2028 年)以及長期風險(至 2036 年)。第二章則透過六項主題的深入分析，探討這些風險的多重影響及其相互連結性。以下為本報告的主要發現，並比較三個不同時間尺度下的風險展望。
GRPS受訪者對短期與長期的全球前景皆持負面看法。50%的受訪者預期未來兩年將呈現「動盪」或「風暴式」的局勢，而在未來十年內，這一比例進一步惡化至57% (圖 1)。此外，分別有 40% (兩年期)與32% (十年期)的受訪者認為全球前景將處於「未定」狀態；在各個時間尺度中，僅有1% 的受訪者預期前景將維持平靜。
隨著全球風險在規模、相互連結性與傳播速度上持續擴大，2026年標誌著一個「競爭時代」的到來。合作機制逐漸瓦解，政府紛紛退出多邊架構，穩定性正面臨嚴峻挑戰。一個充滿爭奪的多極格局正在成形，對抗逐步取代合作，而作為合作基礎的「信任」正迅速貶值。
本年度GRPS結果顯示，相較去年，短期風險憂慮顯著升高，預期未來兩年將呈現動盪或風暴局勢的受訪比例增加了14個百分點。相對地，在十年期展望中，這兩類悲觀預期較去年下降5個百分點(由去年的62%降至今年的57%)，同時選擇「平靜或穩定」前景的比例小幅上升3個百分點，而選擇「未定」前景者亦上升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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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 Short-term (2 years) and long-term (10 years) global outlook |
圖1呈現GRPS受訪者對全球整體風險前景的主觀評估分布，分為「短期」(未來兩年)與「長期」(未來十年)兩個時間尺度。
圖中將全球前景分為五種狀態(由左至右風險程度逐漸升高)：
🟡 Calm：幾乎沒有全球性災難風險
🟠 Stable：局部干擾，全球性災難風險低
🟠 Unsettled：出現不穩定，全球性災難風險中等
🔴 Turbulent：動盪加劇，全球性災難風險升高
🔴 Stormy：全球性災難風險逼近
我們可以發現在短期內，全球菁英普遍預期會有明顯不穩定與衝擊風險，但尚未全面滑向「災難級別」；但是長期風險極端化傾向更強，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發生「重大全球性衝擊」的機率顯著提高。
多邊主義正在退潮
多邊體系正承受巨大壓力。信任下滑、透明度降低、對法治的尊重削弱，再加上保護主義升溫，正威脅長期以來支撐國際關係、貿易與投資的基礎，並提高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地緣經濟對抗成為受訪者最為關切的議題，18%的受訪者將其選為2026年最可能引發重大全球危機的首要風險，較去年上升兩個名次(圖2)。其次為「國家主導的武裝衝突」，獲得14%受訪者選擇。
在一個已因競爭加劇、供應鏈不穩與長期衝突而脆弱的世界中，這類對抗將帶來系統性、刻意且深遠的全球後果，進一步加劇國家脆弱性。地緣經濟對抗在全球風險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不僅限於2026年，在未來兩年的時間尺度(至2028年)中，受訪者亦將其選為首要風險，較去年上升八個名次(圖 3 與圖 D)。如第二章第二節「沒有多邊主義的多極化」所進一步探討，地緣經濟對抗正直接威脅高度互聯的全球經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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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2. Current Global Risk Landsc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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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圖2成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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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3. Global risks ranked by severity, short term (2 years) and long term (10 years) |
- 「地緣經濟對抗」(18%)
- 「國家型武裝衝突」(14%)
- 「極端氣候」(8%)
- 「社會極化」(7%)
- 「假訊息」(7%)
- 「經濟衰退」(5%)
從分類結構來看，2026年最可能引發全球重大危機的風險，明顯以地緣政治為核心，其次是環境與社會議題，再輔以經濟與科技風險。換言之，短期爆發性風險的主軸，並非單純的金融或經濟崩盤，而是「國家間競爭與制度摩擦」所帶來的外溢衝擊。我們再將圖3放入，觀察風險嚴重程度的短期與長期排名，可以發現在短期(2 年)嚴重程度排名中，前五名仍以「地緣經濟對抗」、「假訊息」、「社會極化」、「極端氣候」、「國家型武裝衝突」為主；但在長期(10 年)排名中，前三名則完全轉為「極端氣候事件」、「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系崩潰」、「地球系統關鍵變化」，環境風險佔據主導地位。
這說明甚麼？短期風險的焦點在於權力競爭與制度衝突，但長期風險的核心則在於自然與技術系統的不可逆變化。換句話說，2026年的全球風險結構呈現出「政治衝突壓過環境議題」的短期特徵，但隨著時間軸拉長，環境與科技風險被認為具有更深層的破壞性。這種風險排序的差異，對各國決策者構成一種警示：在高度聚焦於2026年可能爆發的地緣政治與經濟衝突之際，若因此壓縮了對氣候變遷調適、生態修復與科技治理所需的制度建設與資源投入，短期穩定或許得以維持，但長期風險卻可能因延宕而累積，最終對後代社會與全球公共財造成更難以逆轉的衝擊。
經濟風險正在加速升溫
整體而言，經濟風險在未來兩年的風險排名中呈現最大幅度的上升，儘管其去年基期相對較低。經濟衰退與通膨的排名各上升八個名次，分別來到第11與第21位，而《資產泡沫破裂》亦上升七個名次至第18位(圖4)。相較去年，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評分出現最大幅度的上升之一，僅次於地緣經濟對抗。
第二章第四節《經濟清算》指出，在未來兩年內，債務可持續性疑慮升高，加上潛在經濟泡沫，以及地緣經濟對抗加劇的背景，可能預示新一輪波動期的到來，進一步動搖社會與企業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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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4. Change in short-term (2 years) global risks perception from last year |
圖4顯示了短期風險指標相較去年的變化，揭示哪些風險正在快速升溫，哪些風險則相對降溫。圖中分為三大類：「Stable level of concern」、「Biggest increase in ranking」與「Biggest fall in ranking」。
屬於「Stable level of concern」的短期風險，多屬於結構性常態風險。這些議題長期存在，不會因一年局勢變動而劇烈擺動，因此既不會突然升溫，也不會快速降溫。它們構成的是背景性壓力，而非觸發性事件。
而在「Biggest increase in ranking」中，可以明顯看到經濟摩擦與地緣政治摩擦的風險上升最多。這意味著全球決策圈的焦慮，正快速轉向經濟型衝突與金融壓力。通膨、經濟衰退與地緣經濟對抗同時上升，顯示市場與政策制定者對於國際經濟秩序穩定性的擔憂正在加劇，短期穩定成為優先目標。
相對而言，「Biggest fall in ranking」則更值得深思。這些風險並未消失，而是在注意力有限的情況下被重新排序。當戰爭風險與經濟衝突升溫時，氣候與生態議題往往被擠出短期優先序。這反映的不是環境問題緩解，而是全球治理資源與政策焦點的重新配置。
在保護主義抬頭、多邊機制鬆動與國家安全優先化的政策環境下，短期政治與經濟壓力正在壓倒長期結構性風險。這種「注意力轉移」本身，也可以被理解為「風險疲勞(Risk Fatigue)，在連續危機衝擊下，決策體系傾向將資源集中於最迫切、最具爆發性的威脅，而對慢性且長期的風險產生遞延處理的傾向。我們必須警覺『關注度下降』不等於『風險降低』。2026 年的數據所呈現的，是一種隱性的戰略取捨：為了應對大國競爭與經濟壓力，部分資源與政策空間被自長期氣候調適與生態治理中抽離。這種優先序的重排，若持續累積，可能轉化為世代間的風險轉移；也就是當代決策在壓力之下追求短期穩定，卻可能增加未來社會承擔更高成本的機率。
科技風險快速成長，監管明顯不足
科技發展與創新帶來龐大機會，從醫療、教育到農業與基礎建設皆具有潛在益處，但同時也在多個領域產生新風險，涵蓋勞動市場、資訊完整性與自主武器系統等層面。在兩年期展望中，「錯誤資訊與假訊息」與「網路不安全」分別位居第2與第6位。「人工智慧的不利後果」則是隨時間推移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風險，從兩年期的第30位躍升至十年期的第5位。第二章第七節《大規模 AI》探討了未來十年內，AI可能對勞動市場、社會與全球安全所造成的影響。相較之下，「前沿科技的不利後果」雖然在排名上從兩年期的第33位升至十年期的第25 位 (圖 5)，整體仍屬相對低度關注。第二章第六節《量子躍進》則指出，量子科技的加速發展可為社會與經濟帶來重大機會，例如提升氣候與天氣模型的準確性與速度，或促進新藥研發，但同時也可能成為戰略競爭、經濟分化與政治極化的另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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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5. Lower ranking risks by severity, short term (2 years) and long term (10 years) |
圖5所呈現的長期低排名風險，反映的並非風險消失，而是風險性質與時間尺度的轉變。經濟問題如通膨、債務與經濟衰退，在短期內被視為急迫且需要立即處理的議題，但在10年的長期視角下，其嚴重程度被環境與科技等具有結構性與不可逆特質的風險所超越。這並不意味經濟風險已被解決，而是顯示決策圈普遍認為經濟衝擊屬於可循環調整與政策修復的範疇。相對地，氣候變遷、生態崩潰與技術失控等風險，被視為可能改變人類生存基礎的深層挑戰。因此，圖5所揭示的並不是優先序的簡單替換，而是一種「可逆風險」與「不可逆風險」之間的分層排序。這提醒我們，若短期政治與經濟衝突耗盡治理資源與政策注意力，長期結構性風險可能在無聲中累積，最終演變為超越經濟範疇的人類生存挑戰。
社會正站在臨界點
社會與政治極化加劇，正對民主體系造成更大壓力，極端的社會、文化與政治運動不斷挑戰制度韌性與公共信任。「街頭對抗菁英」的敘事日益盛行，反映出民眾對傳統治理結構的幻滅感加深，許多人感到被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並對政策能否實質改善生活品質愈發懷疑。不平等連續第二年被受訪者選為「相互連結性最高」的全球風險，其次為經濟衰退(圖6)。同時，在兩年期風險中排名第二的「錯誤資訊與假訊息」(僅次於地緣經濟對抗) 仍是高度迫切的全球關切。隨著財富持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而生活成本壓力居高不下，永久性的K型經濟結構正逐漸成為風險，進而質疑社會契約及其財務基礎。第二章第三節《價值觀之戰》指出，未來兩年內，隨著科技更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以及地緣經濟緊張持續，社會與政治極化可能進一步惡化，增加數位不信任感，並削弱社會與環境進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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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6. Global risks landscape: an interconnections map |
利用圖2 的五大分類架構，WEF在圖6 進一步呈現全球風險之間的互動關係，強調當前風險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高度交織的系統網絡。我們可以觀察到，圖中最重要的核心樞紐之一是「不平等」(Inequality)。其節點規模與連結密度皆顯示，它對其他風險具有高度影響力。
「不平等」與數個關鍵樞紐風險形成強烈的相互牽動，包括「經濟衰退」(Economic downturn)、「健康惡化」(Decline in health and well-being)與「社會極化」(Societal polarization)。當經濟衝擊發生時，不平等可能擴大收入與機會差距，進一步削弱社會安全網與公共資源，導致健康與福祉下降；而社會極化則加劇群體間的不信任與制度裂痕。更進一步地，「社會極化」又與「錯誤資訊與假訊息」(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形成強烈的雙向影響關係。資訊環境的扭曲會放大情緒動員與認知對立，而極化的社會結構則更容易成為假訊息傳播的溫床。這種互相強化的循環，使科技風險、社會風險與政治風險交織在一起。
當這些風險彼此牽動並形成放大機制時，原本屬於經濟層面的衝擊，便可能轉化為社會衝突，最終演變為政治動盪甚至地緣政治緊張。圖6 所揭示的，不僅是風險之間的關聯，而是一種「連鎖轉化機制」：經濟問題引發社會壓力，社會壓力再造成制度信任流失，最後制度信任的流失導致政治不穩定。這種跨領域的風險傳導，正是當代全球風險結構的核心特徵。
環境風險的重要性被下修
GRPS結果顯示，相較以往，非環境風險的優先性明顯高於環境風險。在未來兩年的展望中，多數環境風險的排名下滑，例如「極端天氣事件」由第2位降至第4位，「污染」由第6位降至第9位。「地球系統的關鍵變化」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系崩潰」亦分別下滑七個與五個名次，並落入兩年期風險清單的後半段。此外，所有環境風險在兩年期的嚴重程度評分亦較去年下降。換言之，不僅是相對於其他風險類別，其排名下滑，整體而言，對環境的關切亦出現絕對程度的退卻。然而，在十年的時間尺度上，環境風險仍被視為最為嚴峻的風險類別，「極端天氣事件」被認定為首要風險，而前十大風險中有一半屬於環境風險 (圖7 與圖10)。
在本年度GRPS中，受訪者亦被詢問對不同風險類別 (社會、科技、環境、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全球前景看法。在未來十年內，環境風險被視為所有類別中最為悲觀的一項，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預期其前景將呈現動盪或風暴狀態(圖 8)。第二章第五節「基礎設施受威脅」部分探討了持續的極端天氣與氣候變遷對老化基礎設施的影響，從供應鏈瓶頸到電力系統壓力，關鍵基礎設施已迫切需要重新關注，而相關風險也已在全球各地實際上演，並對社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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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7. Relative severity of global risks, short term (2 years) and long term (10 years) |
在圖7 中，WEF 將短期(2 年)與長期(10 年)的風險嚴重程度進行交叉比對。風險評分採1~7級量表(7 為最嚴重)。圖中的橫軸代表短期嚴重程度，縱軸代表長期嚴重程度。當某項風險同時位於右側與上方，表示其在短期與長期皆被評為高度嚴重；若長期評分明顯高於短期，則顯示該風險具有隨時間累積與惡化的特徵。圖中右上方灰色區塊可視為「風險惡化區」(Deteriorating risks)，意指這些風險不僅短期已具影響力，且在長期維度上將進一步升溫。典型案例包括「極端氣候事件」(Extreme weather events)、「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系崩潰」(Biodiversity loss and ecosystem collapse)以及「錯誤資訊與假訊息」(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這些議題在當前社會已受到關注，但在短期內尚未成為壓倒性的政策重心；隨著時間拉長，其嚴重程度評估明顯上升，顯示決策圈普遍認為這些風險具有累積性與放大效應。這種時間結構揭示一個重要訊息，部分風險並非立即爆發型，而是「慢性惡化型」。它們可能在短期內被地緣政治或經濟衝突的緊急性所掩蓋，但其長期破壞性更深層且更具不可逆性。換言之，圖7 呈現的並非單純風險高低，而是風險的時間動態：哪些問題會隨時間沉澱、累積，最終轉化為結構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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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8. Long-term (10 years) outlook by risk category |
如圖1 所呈現的整體悲觀基調，圖8 進一步將焦點放在未來10年不同風險類別的整體前景判斷，呈現菁英決策圈對長期風險演變的集體想像。在所有類別中，環境類風險(Environmental risks)呈現最強烈的悲觀預期，約40% 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將進入「Stormy」(全球災難風險逼近)的狀態，另有33% 認為將處於「Turbulent」(高度動盪)狀態；換言之，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環境風險將成為高度動盪甚至災難性的結構性威脅。這與圖3、圖7 中環境風險在長期嚴重程度排名居前的結果高度一致。
地緣政治(Geopolitical)與社會風險(Societal)同樣呈現高度不穩定預期，兩者在「Turbulent」與「Stormy」的合計比例皆超過一半，顯示未來十年全球秩序與社會結構可能持續承受壓力；這與圖6 所揭示的「不平等 -> 社會極化 -> 政治衝突」連鎖關係相互呼應。相較之下，科技與經濟類風險雖然同樣被認為處於不穩定狀態，但其災難性比例相對較低。經濟風險中「Stable」與「Unsettled」的比例較高，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經濟衝擊屬於可循環調整的範疇；科技風險則呈現兩面性，一方面被視為潛在放大器（如 AI 與假訊息），另一方面仍保有一定的治理與創新空間。圖8 不僅呈現悲觀程度的比較，而是一種風險類型的結構分化：
- 環境風險：被視為長期、不可逆、災難性威脅
- 地緣與社會風險：被視為高度動盪但具有政治性調整空間
- 經濟與科技風險：被視為重要但相對具有政策與制度緩衝能力
這反映出全球決策圈對未來十年的基本判斷是世界將持續動盪，而真正可能改變人類生存條件的，不是單一經濟週期，而是氣候、生態與制度結構的長期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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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0. Global risks ranked by severity, short term (2 years) and long term (10 years) |
綜合圖7、圖8 與圖10，可以更清楚地看見全球風險的時間結構轉變。圖10 顯示，短期(2 年)最嚴重的風險集中於「地緣經濟對抗」、「假訊息」、「社會極化」與「國家型武裝衝突」等政治與社會衝突型風險；然而在長期(10 年)排名中，前三名完全轉為「極端氣候事件」、「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系崩潰」以及「地球系統關鍵變化」，顯示風險重心由權力競爭轉向自然與技術系統的深層變化。圖7 進一步揭示，部分風險屬於「時間惡化型」：其長期嚴重程度顯著高於短期，代表這些問題具有累積性與不可逆特質，例如氣候、生態與AI 相關風險。這些風險在短期內未必最具爆發性，卻會隨時間沉澱並擴大影響。圖8 則從類別層面確認這種長期悲觀預期。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環境風險將處於高度動盪甚至接近災難的狀態，而地緣政治與社會風險亦被視為持續不穩；相較之下，經濟風險雖仍具波動性，但較少被視為結構性浩劫。三圖合併來看，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政治與經濟摩擦主導當前焦點，但真正可能改變人類生存條件的，是氣候、生態與科技風險的長期累積效應。
一個新的競爭秩序正在成形
在地緣經濟轉型的時期，國際聯盟正被重塑，而源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市場與制度韌性正接受嚴峻考驗。保護主義、戰略性產業政策，以及政府對關鍵供應鏈的積極干預，皆顯示世界正走向更為激烈的競爭。在本年度GRPS中，68%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的全球政治環境將呈現「多極或碎片化秩序」，即中等與大國彼此競逐，制定並執行區域性規則與規範，較去年上升4個百分點 (圖 9)。僅有6%的受訪者預期過去以規則為基礎的單極國際秩序將重新振興。
愈來愈多內顧且對抗性的政策取向，使多邊主義的未來更加不確定。當各國日益將國家利益置於集體行動之上，國際社會是否仍具備應對氣候變遷、全球健康與經濟穩定等共同挑戰的能力，並同時創造支撐國內繁榮與穩定的成長動能，成為迫切且未解的問題。在此不斷演變的格局中，全球領導力以及支撐下一階段國際合作的價值基礎，仍然懸而未決。
然而，歷史亦提醒我們，即便在競爭之中，只要國家選擇具策略性的合作，秩序仍有重建的可能。未來並非一條單一且固定的路徑，而是一系列可能的發展軌跡，其走向取決於我們今日身為全球共同體所做出的抉擇。GRPS所凸顯的挑戰——涵蓋地緣政治衝擊、快速科技變遷、氣候不穩定、經濟不確定性，以及它們對社會的綜合影響——不僅顯示我們所面臨風險的規模，也同時強調了我們共同塑造未來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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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9. Global political outlook |
圖9 呈現受訪者對未來 10 年全球政治格局的判斷。結果顯示：
- 多極或碎片化秩序(Multipolar or fragmented order)：68%，中等與大國競逐，在不同區域內制定並執行規則與規範。
- 兩極對抗格局(Bipolar or bifurcated order)：14%，由兩個超級強權主導的戰略競爭體系。
- 由另一個超級強權主導的新秩序(Realignment led by an alternative superpower)：12%
- 美國主導的規則型國際秩序重振(Reinvigoration of US-led rules-based order)：6%
這組數據傳達了一個明確訊號：全球決策菁英幾乎不預期單極規則秩序會重返主導地位。
自二戰布列敦體系建立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制度型全球治理框架，已不再被視為未來十年的主要走向，但同時也預期世界也未必會簡化為美國與北京政府的雙極對峙格局；相反的，更可能出現的是多中心、區域化與規則碎片化並存的競逐局面。在這樣的環境下，全球治理將面臨結構性挑戰，沒有單一全球治理核心，區域規則逐步取代全球規則，國家利益優先於多邊機制，國際制度出現分裂與重疊。這意味著氣候變遷、國際貿易、科技監管與金融穩定等跨國議題將更難透過統一框架協調，風險的累積與傳導可能因制度碎片化而加劇；所以我們可以預料2026 年的全球風險評估不僅預測風險本身惡化，更預示治理風險的能力正在下降。
然而OT卻認為秩序分化並非對所有國家皆為單向不利，例如對於台灣這樣規模較小、但具備科技優勢與地緣政治戰略價值的經濟體而言，多極化結構同時蘊含機會與風險。一方面，科技產業與供應鏈關鍵角色使台灣能在大國競逐中形成戰略槓桿，與不同力量建立功能性合作；另一方面，在碎片化秩序下，區域型經濟與安全合作機制的重要性上升，如何在美國與北京政府之間維持戰略平衡，並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框架，將成為確保長期發展空間的關鍵課題。
圖9 所揭示的不僅是國際格局的轉型，更是一場治理能力與戰略定位的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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