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錄自《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的「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貨幣還沒統一」以及「貨幣崩盤，國民黨丟了大陸」兩節。
此系列文章可以讓我們瞭解從大陸學者的眼光來看，中華民國在民國20年間推行的貨幣政策，有哪些成功的地方？又有哪些缺失直接或間接促成了中華民國丟失在中國大陸的實際控制權。
以下OT節錄本書中的幾段文章跟各位網友分享：
時代的兩副新面孔，他們是國民政府的大員宋子文與孔祥熙。他們倆的「金融覺悟」是世界一流的，當代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美國的貨幣銀行制度，了解利用財政金融手段的重要性。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具有虔誠的熱情，要仿效美國的財政金融專家，幫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重整中國財政金融，促進國家工商貿易的發展，接軌國際貨幣本位制度，使中華民國在經濟上與列強平起平坐。起碼，在改革的年代，他們倆口頭上向世人做出過這樣的承諾。1928年，時任財長的宋子文在南京主持成立了中央銀行。
宋、孔二人均曾兼任過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善於對財政與金融進行雙向掌控，他們正確的選擇了政府對貨幣集權改革的突破口。第一步，統一貨幣使用。1933年3月，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廢兩改元令》，將市面上流通的銀錠、銀塊，各地稅收使用的庫銀，以及黃金和外銀等，一掃而光，統一在銀元頂下。這個幾十年來困擾著國內外貿易的難題，幾個月後便在強勢政府的推進下迎刃而解。宋子文還順便敲打了仍在英國人手中的海關，確認中國政府從此有權決定關稅稅率和監督稅收，並要求將「關餘」(還外債後的關稅餘額)全部留存中央銀行。第二步，集中發行權。《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布告》發布於1935年11月，其中第一條說道：「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定量、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這第二項改革，直接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應對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之後，儲備貨幣的混亂對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當時羅斯福總統為了推行「新政」，放棄了金本位，給予聯儲貨幣發行靈活性，糾正美元在危機前後兌現無伸縮之力的弊端，其實就是用發鈔來拯救經濟。結果，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又通過法案，企圖吸引白銀流美，主導世界白銀供給。中國以白銀安身立命，這真是飛來的橫禍。和今日的世界一樣，別人在搞通貨膨脹，誰不跟風誰就可能成為輸家。面對中國的「白銀風潮」，通貨緊縮，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失業狂飆，國民政府決定中國的紙幣也和白銀脫鉤。「法幣」的意思，就是依國家法律創造的信用貨幣，它不是基於貴金屬，而是國家信譽保障其無限的清償能力。國民政府的法幣，開始時是以一個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表面上做成了匯兌本位制。同時政府在國內以法幣大量收兌白銀，希望以此招來建立央行的準備金，維持法幣價值的穩定。
但是，這項初衷不錯、亦與現代貨幣制度接軌的改革，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即是由誰來決定法幣的發行數量？法幣不是銀行的匯票，由交易業務決定，它僅以一張薄紙，上面加了幾個數字，就能換來別人辛苦生產出來的產品，它的數量和物價是水漲船高。當年梁啟超力圖推進「三者並舉」的改革時，曾用西方金融學者的口吻反覆強調紙幣的發行「當先測定全國所需貨幣之總數」，但他也未論及決定財政赤字、貨幣發行的體制機制。這是傳統貨幣數量理論中的一個難題，又是中央銀行制度必須解決的實際問題。美國聯儲設立前後，川流不息的辯論，連篇累牘的文字，就是在折騰發行權、利息制定權、公開市場運作等等權力應如何分配制約—國會、財政部或聯儲？在二十世紀的英國，由「規則」還是由「權力」來決定貨幣政策，各派意見不絕於耳，爭論從未停息。
無論是宋子文還是孔祥熙，都沒有為這個難題費心。他們用了一個簡單的方法，輕而易舉的跨過了這道坎兒，那就是集權之路上的第三塊路標：強勢政府壟斷。它在民國的體現就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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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6年底「廢兩改元」，順利完成了法幣改革，把長久以來混亂的貨幣經濟整頓一新。在當年的法幣發行總額12.6億元中，中央銀行占到了28%，中國與交通兩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由剛剛重組建立的中國農民銀行承擔。曾任央行稽核處長的李立俠評價道，此時的孔宋金融，在擺脫國際白銀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建立金匯兌本位、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實力和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全部收歸中央銀行，貨幣徹底成為政府持股的央行對老百姓的負債。國有的銀行包括了四行兩局，加上其他合資中小銀行，南京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統治體系。統制之外，是多元化且邊緣化的社會金融服務系統。
OTORI
6/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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