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世紀中，許多高收入國家的女性參與有薪工作的比例增加了三倍。這是現代勞動市場中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變化之一，但顯著的性別差異仍然存在。直到1980年代，才有研究者採取全面的方法來解釋這些差異的根源。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對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歷史和當代角色的新穎且常常令人驚訝的洞見。
歷史幫助我們理解勞動市場中的性別差異
全球約有一半的女性從事有薪工作，而男性的相應數字為百分之八十。當女性工作時，她們通常收入較低。理解女性和男性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為何不同對於社會經濟原因非常重要，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社會資源最有效的利用。如果女性沒有相同的機會參與勞動市場，或者她們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參與，勞動和專業知識就會被浪費。對於工作不被分配給最合適的人，以及如果同工不同酬，女性可能不會有動力工作和發展職業生涯，這在經濟上是低效的。通過結合經濟史的創新方法和經濟學方法，戈爾丁展示了多個不同因素在歷史上影響了——並且仍然影響著——女性勞動的供應和需求。這些包括女性結合有薪工作和家庭的機會、與教育和育兒有關的決策、技術創新、法律和規範，以及經濟的結構轉型。反過來，她的結果使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女性和男性的就業率和薪酬差異的原因。為了獲得這些洞見，戈爾丁回顧了兩百多年的歷史。
透過後視鏡回顧
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社會經歷了重大的政治、社會和技術變革。當代工業化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享有穩定的經濟增長。人們可能會輕易相信，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將遵循同樣的趨勢，但戈爾丁的研究表明情況並非如此。
通過回顧，她創造了對於女性狀況如何隨著經濟從傳統農業經濟轉型為當代社會而變化的理解。然而，由於歷史資料中女性工作的報導不足，部分後視鏡是模糊的，需要擦拭這些污點。當這樣做時，戈爾丁能夠通過分析校正和新的歷史數據，讓整體圖像浮現。當她深入研究美國歷史時，這幅圖像變得清晰無比——她能夠識別出開創性的模式，這些模式不僅挑戰了現有的知識，也改變了人們對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歷史和當代角色的看法。其中一個模式看起來像字母U。
U型曲線
在戈爾丁的開創性著作於1990年出版之前，研究人員主要研究了20世紀的數據，並得出結論認為經濟增長與有薪工作的女性人數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換句話說，隨著經濟增長，更多女性參與工作。然而，由於較早的數據幾乎未被研究，這種關係在更長的時間範圍內仍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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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丁的首個觀察是，女性的就業率在現有數據中經常被錯誤地陳述。例如，將女性的職業在普查和公共記錄中標記為“妻子”曾經是常見的，但即使她們已婚，並不自動意味著她們除了家務勞動外沒有其他工作。事實是，女性與丈夫一起在農業或各種形式的家庭企業中工作並不罕見。女性還在手工業或家中生產中工作，例如紡織品或乳製品，但她們的工作並不總是在歷史記錄中正確登記。通過使用歷史時間使用調查、工業統計和人口普查編制新的數據庫，戈爾丁能夠校正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數據。她確定了19世紀末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女性的比例遠高於官方統計數據所示。例如，她的校正顯示，已婚女性的就業率幾乎是普查中登記的三倍。
通過挖掘直到18世紀末的數據，她還能揭示一個令人驚訝的新歷史事實：在19世紀工業化興起之前，女性更有可能參與勞動力市場。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工業化使許多已婚女性更難從家中工作，從而結合工作和家庭。戈爾丁以創新的方式記錄了這一點，使用了18世紀費城超過一萬名女性家庭主管的數據。即使戈爾丁能夠顯示，在工業時代許多未婚女性在製造業中就業)在某些州，多達40％的年輕女性在工業中工作)，女性勞動力總體仍然下降。
戈爾丁展示了20世紀初美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上升趨勢——U型曲線向上轉折。她顯示，技術進步、服務業的增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對女性勞動力的日益需求。然而，社會污名、立法和其他制度障礙限制了這些因素的影響。戈爾丁還能夠確定婚姻比以前認為的更重要。
戈爾丁指出，被稱為“婚姻禁令”的立法常常阻止已婚女性繼續從事教師或辦公室工作。儘管勞動力需求增加，已婚女性卻被排除在勞動市場的部分領域之外。這種立法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及其後幾年達到高峰，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戈爾丁還證明了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男女就業率差距縮小緩慢，即女性對未來職業的期望。
期望的重要性
勞動市場包括不同的世代，群體，他們在做生活選擇時面對不同的情況。戈爾丁開發了一種基於群體的分析方法，用於分析群體進入勞動市場時發生了什麼。例如，在20世紀初，大多數女性被期望在結婚前僅工作幾年，然後在結婚後退出勞動市場，這影響了她們的教育選擇。戈爾丁顯示，在快速發展時期，女性可能會根據後來沒有實現的期望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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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社會變遷意味著已婚女性常常在孩子長大後重返勞動力市場。她們那時的工作機會基於大約二十五年前的教育選擇，那時根據當時的社會規範，她們並不被期望擁有一份職業生涯。許多在1950年代年輕的女性擁有當家庭主婦的母親，當她們的母親重返勞動市場時，女兒們已經選擇了自己的教育道路。換句話說，女兒們在計劃未來時並不期望擁有一份職業生涯，直到很久以後她們才意識到自己可以擁有一個長期且活躍的職業生涯。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女性低估了她們將要工作的程度；直到1970年代，期望和結果才開始趨於一致。因此，那個時期年輕的女性更多地投資於自己的教育。近幾十年來，女性越來越有可能接受教育，在高收入國家，女性通常受教育程度高於男性。
女性在婚後長期離開勞動力市場的方式也解釋了為什麼儘管二十世紀下半葉女性大量湧入勞動市場，女性的平均就業水平卻增加甚少。此外，由於在家與孩子一起度過多年的女性長期占據了女性勞動力的大部分比例，基於群體的方法解釋了為什麼進展看似比實際情況更慢。例如，如果一代人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為百分之二十，而後一代為百分之四十，則平均參與率將為百分之三十(假設世代大小相等)，儘管這兩代人之間的勞動市場參與實際上增加了一倍。
然而，即使變化中的社會規範、勞動市場的新模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影響了女性的就業水平，更近期的創新徹底改變了她們規劃和擁有職業生涯的機會。其中一項創新是一粒小小的藥丸。
避孕藥的力量
當避孕藥於1960年代末引進時，女性的勞動市場期望發生了變化——一種女性能獨立控制的易於使用的家庭計劃和避孕方法。通過利用年輕女性在不同美國州不同年份獲得避孕藥的事實，戈爾丁和她的合著者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展示了避孕藥的力量。戈爾丁發現避孕藥導致女性推遲婚姻和生育。她們也做出了其他職業選擇，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學習經濟學、法律和醫學。受影響的群體是那些出生於1950年代的人，因此她們年輕時能夠獲得避孕藥。換句話說，避孕藥意味著女性可以更好地規劃她們的未來，從而更清楚地了解她們的期望，給她們提供了全新的激勵來投資於自己的教育和職業生涯。
即使避孕藥影響了教育和職業選擇，這並不意味著女性和男性之間的收入差距完全消失，儘管自1970年代以來這一差距已顯著縮小。為了理解收入差距在歷史上是如何變化的，戈爾丁再次決定透過後視鏡回顧。
歷史上的收入差距
戈爾丁首先從一系列來源匯編統計數據，製作了第一份長期男女收入差距的系列。利用涵蓋兩百年的資料，她能夠證明許多歷史上重要的勞動市場結構變化實際上早在平等問題成為優先事項之前就惠及了女性。工業革命期間(1820-1850)和行政和文書服務需求增加期間(1890-1930)，性別收入差距顯著縮小。然而，儘管經濟增長、女性教育水平提高，以及有薪工作的女性比例翻倍，從1930年到1980年，收入差距基本上保持不變。
利用這些統計數據，戈爾丁還能夠顯示，影響女性的薪酬歧視(無法用生產力、教育和年齡等觀察到的差異因素解釋的薪酬差異)在二十世紀服務業增長期間顯著增加。在此之前，女性通常在按件計酬的行業中工作；這些行業中的工人，不論男女，都根據其生產力獲得報酬。從十九世紀末到1940年間，製造業中可以歸因於歧視的男女薪酬差異從二十增加到五十五百分比。換句話說，有些令人意外的是，薪酬歧視在男女收入差距縮小的同時增加。其中一個原因是，按件計酬合約越來越多被基於月薪的薪酬體系所取代。戈爾丁顯示，與現代薪酬體系的引入相關，雇主傾向於嘉獎擁有長期且不間斷職業生涯的員工。因此，期望不僅對潛在的女性員工，而且對她們的潛在雇主都發揮了作用。
父母身份效應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高收入國家，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大約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儘管這些國家中許多都有同工同酬的立法，而且女性通常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為什麼會這樣？戈爾丁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並在其他方面成功地確定了一個關鍵解釋：父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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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研究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收入差異隨時間的變化，戈爾丁與她的合著者瑪麗安娜·伯特蘭(Marianne Bertrand)和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展示了最初的收入差異很小。然而，一旦第一個孩子出生，趨勢便發生了改變；收入立即下降，對於有孩子的女性來說，收入增長的速度並不像男性那樣，即使她們擁有相同的教育和職業。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也證實了戈爾丁的結論，現在幾乎完全可以用父母身份來解釋高收入國家女性和男性之間的收入差異。
戈爾丁展示了這種母親效應可以部分地被當代勞動市場的性質解釋，其中許多部門期望員工能夠不斷地滿足雇主的需求並保持靈活。例如，因為女性通常比男性承擔更大的育兒責任，這使得職業發展和收入增長變得更加困難。難以與兼職工作結合的任務也使得家庭中選擇減少工作時間的人(通常是女性)維持職業生涯變得更具挑戰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對女性的收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未來的一瞥
通過深入檔案館，編纂和修正歷史數據，戈爾丁能夠呈現新的且往往令人驚訝的事實。她還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了影響女性在勞動市場機會的因素，以及她們的工作需求有多大。女性的選擇經常受到婚姻以及對家庭和家庭責任的限制，這是她分析和解釋模型的核心。
戈爾丁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社會發展時期，勞動市場中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由多種因素決定。想要影響這些差異的政策制定者必須首先了解它們存在的原因。投資於信息和教育，或消除制度障礙的立法，可能在一定時期內產生顯著效果，特別是如果女性的職業期望和教育水平落後於男性時。然而，同樣的投資在女性已經擁有高就業水平且可能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社會中可能效果有限。例如，我們知道，讓女性接受與男性相同條件的教育是不夠的；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在生育孩子後計劃和資助重返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或者更靈活地工作，可能更為重要。
戈爾丁的研究還教會我們，變革需要時間，因為影響整個職業生涯的選擇基於可能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期望。美國的歷史和許多其他高收入國家的類似發展表明，變化可能在聚合統計數據中隱藏了幾十年，因為新行為最初對整體影響不大。只有在採用勞動市場新行為的群體開始達到中年並影響年輕女性的職業選擇時，勞動力中的重大變化才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發生。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切，多虧了克勞迪亞·戈爾丁的研究。我們還知道她的洞察力遠遠超出了美國的邊界，在許多其他國家也觀察到了相似的模式。她的研究使我們對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勞動市場有了更好的理解。
本篇翻譯自《Popular information-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23》，不僅供OT自我學習使用，也歡迎朋友們轉載並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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