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2024年瑞典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授予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以及詹姆斯·A·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們「關於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影響的研究」。
看完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研究,OT認為得獎者們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與古典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概念聯繫起來。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如何通過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而得獎者的研究則進一步探討了在制度框架下,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的「供給」環境。特別是,他們指出如果統治者只關注短期的「提取」(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也就是只剝奪資源而不建立合理的分潤機制,那麼這樣的制度最終會損害社會整體的繁榮,並導致經濟的停滯或衰弱。這與古典經濟學的供需理論有共通之處:一個健康的市場需要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和回饋機制,才能長期發展。當供給端(生產者或統治者)只顧眼前利益,未考慮需求端(消費者或人民)的長期福祉時,整個經濟體系將無法持續發展。
這次得獎的研究除了對於經濟學也對於政治學有深遠影響,特別是在現代複雜的大國博弈的過程中,提供了一個如何健全社會制度思考方向。這次的得獎研究並沒有僅僅圍繞「民主」或「專制」的二元對立來討論制度的優劣,而是更深入地探討了「共享利益」的重要性。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核心在於制度是否能夠建立起一個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讓社會中的不同群體都能夠享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包容性制度的關鍵就在於這種利益共享的機制,它能夠促進長期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反之,掠奪性制度只會將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和經濟的停滯。
這也可以解釋了為什麼在有些專制體制經濟上也能夠發展到令人相當矚目的成果,可能不僅僅是因為人口紅利、天然資源,也因為它們設計了有效的利益共享制度,確保經濟成果能夠惠及廣大人民。相反,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共享機制,經濟增長可能會受限,甚至可能面臨社會動盪。因此,制度的包容性與其是否「民主」或「專制」並不一定有直接關聯,而是取決於其是否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共享。這樣的觀點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這兩個大國在如何分配經濟成果、如何建立共享利益的制度框架上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