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的第一部「通往塞拉耶佛事件之路」中，克里斯多福·克拉克教授精細描繪了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關鍵事件——奧匈帝國王儲法蘭茲·斐迪南（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 von Österreich-Este）及其妻子蘇菲亞在塞拉耶佛遇刺的背景。克拉克透過深入探討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的國內外政治情勢，闡明了這一事件背後複雜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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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時報悅讀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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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對國內政治勢力的影響
塞爾維亞在當時被描繪為一個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國家，許多人夢想著創建一個涵蓋所有南斯拉夫人的大國。這種民族主義不僅促進了對外部敵人的敵意，尤其是對奧匈帝國的敵意，而且在國內也激發了極端的政治活動。這種情緒為恐怖主義行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由「黑手會」（Ujedinjenje ili smrt）這樣的秘密組織所培養的。
黑手會是一個塞爾維亞秘密軍事組織，正式名稱為「Unification or Death」（統一或死亡），成立於1911年。這個組織的目標是透過恐怖活動和政治暗殺來促成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統一，特別是透過解放塞爾維亞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人民從奧匈帝國和其他外國統治下。黑手會在1914年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該事件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黑手會對於塞爾維亞的政治和軍事有著深遠的影響，許多高級軍官和政治人物都與之有聯繫。加維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即斐迪南大公的刺客，被認為與黑手會有關聯。這個組織的活動不僅激化了巴爾幹地區的緊張局勢，也對國際關係造成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在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之間。
雖然黑手會最終在戰爭期間和之後被塞爾維亞政府解散，但它在歷史上的角色和對事件的影響繼續被學者和歷史學家討論，特別是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和結果時。
與此同時，奧匈帝國面臨自己的內部和外部挑戰。帝國試圖通過外交和軍事手段維持其在巴爾幹地區的影響力，但這種策略加劇了與塞爾維亞等鄰國的緊張關係。奧匈帝國的多民族結構也使得國內政治極為複雜，各種民族主義要求與中央政府的統一政策相抵觸。
斐迪南大公的遇刺不僅是這一系列緊張局勢的直接結果，也是觸發了一系列複雜外交危機，最終導致世界大戰的導火索。克拉克教授通過深入分析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的政治情勢，揭示了這一歷史事件背後的多層次因素，從而提供了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複雜原因的全面理解。
本篇中作為起頭第一個事件是發生在1903年6月11日貝爾格勒皇宮的刺殺事件，幾名謀反者直奔王寢，槍殺了亞歷山大國王（King Alexander）以及德拉加王后（Queen Draga）。這場刺殺事件是塞爾維亞歷史上一個轉折點，這場血腥政變由一群塞爾維亞軍官策劃並執行，他們不滿國王的統治以及他對奧匈帝國的妥協政策，並憎恨德拉加王后因為她無法生育，這使得繼承問題成為一個敏感議題。
這次政變不僅結束了奧布雷諾維奇家族對塞爾維亞的統治，也標誌著卡拉喬爾傑維奇家族（Karađorđević）的彼得一世登基，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新國王的統治被視為塞爾維亞向憲政民主過渡的開始，並且他的統治期間塞爾維亞在國際上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擴張政策，特別是針對南斯拉夫地區的塞爾維亞民族統一。同時這次刺殺事件也暴露了塞爾維亞內部深刻的政治和社會矛盾，以及軍隊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此外，它加劇了巴爾幹地區的不穩定性，為後來的巴爾幹戰爭以及最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這一事件和其背後的動機、結果，是研究塞爾維亞歷史、巴爾幹地區政治動盪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複雜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篇章。
作為塞爾維亞的總理，尼古拉·帕西奇在這段歷史中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他面臨的挑戰極其複雜，不僅要應對國際局勢的緊張，特別是與奧匈帝國的關係，同時也需要在國內掌控軍事和民族主義勢力的壓力。
在國際方面，帕西奇必須導航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時避免引發奧匈帝國或其他大國的直接衝突。他深知塞爾維亞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與歐洲的主要列強相比相對薄弱，因此在對外政策上必須行事謹慎，以維護國家利益和地區穩定。在國內，帕西奇面對的是軍事和民族主義勢力的壓力，這些勢力推動塞爾維亞擴大對南斯拉夫地區的影響力，甚至是通過武力手段。尤其是黑手會等組織，它們在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擁有顯著的影響力，並尋求通過暴力手段實現其政治目標。帕西奇需要在支持民族主義的合法訴求與防止暴力行動升級成國際危機之間找到平衡。
這也是作者為什麼要強調雖然刺殺斐迪南夫婦的普林西普是塞爾維亞人，但卻盡力的說明一個立場：「這件事情背後塞爾維亞政府應該是知情的，但是歷史上卻沒有官方證據證明這場刺殺事件與塞爾維亞政府有關，是個人獨立的行為」。因為儘管塞爾維亞政府對於民族主義運動的態度可能是曖昧的，且一些政府官員可能私下支持對抗奧匈帝國的行動，但這並不等同於政府作為一個整體對暗殺行動有直接的知情或參與。通過對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及其背後複雜動機的深入探討，作者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背景遠比簡單的「誰是兇手」要複雜得多，而這種分析為理解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大戰提供了更加豐富和多維視角。
奧匈帝國的二元首長制
身為事件中的另一個主角—奧匈帝國，是由奧地利以及匈牙利兩個國家組成的二元首長制的帝國。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奧地利戰敗給了普魯士，這不僅削弱了奧地利在德意志地區的影響力，也迫使帝國內部重新評估其結構。奧地利需要鞏固其帝國內部的力量，以對抗外部的威脅和內部的分裂趨勢；此時匈牙利領袖利用奧地利在普奧戰爭中的弱勢地位，強烈要求更大的自治權。為了維持帝國的完整性，奧地利帝國的領導人選擇與匈牙利領導人達成妥協，導致了1867年的奧匈妥協（Ausgleich），建立了二元首長制，奧地利和匈牙利成為實質上的兩個分開的國家，但在某些方面（如外交、軍事和財政）共享政策和制度；這種結構變化，奧匈帝國保持了其作為歐洲大國的地位，同時能夠管理好內部多民族的矛盾和需求。
但是對於奧匈帝國的二元首長制（Dual Monarchy），作者的分析提到了這一政治制度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但同時也指出了其在經濟上的繁榮。奧匈帝國的二元首長制於1867年確立後，這一制度意味著奧地利和匈牙利作為兩個獨立的國家共享同一位君主，而在外交、軍事和財政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政策。這一制度的建立是為了解決奧地利帝國內部民族多樣性帶來的政治緊張。
行政上，這種安排導致了重複的官僚機構和複雜的決策流程，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效率和靈活性，特別是在對外政策和國際危機管理方面。每部分的國會和政府需要就共同事務達成協議，這經常導致了政策制定的延遲和妥協。然而在經濟方面，這種安排促進了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和資本流動，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匈牙利的農業和奧地利的工業互補性強，這有助於促進了帝國內部的經濟發展。此外，二元首長制下的奧匈帝國成為了歐洲一個重要的經濟體，特別是在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出口方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斐迪南身為奧匈帝國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的侄子，並且自1896年起成為帝國的王儲，預定繼承皇位。斐迪南大公的地位讓他在帝國的政治和軍事決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並且在許多觀點上他表顯現出與皇帝在許多問題上的顯著不同。
例如斐迪南大公對於奧匈帝國的未來有著自己的願景，包括對帝國內部多民族問題的處理方式。他支持實行更進一步的聯邦化政策，以給予帝國內的各民族更多的自治權，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當時帝國中心集權的政策相抵觸；斐迪南的這些觀點引起了一些民族團體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其他團體和政治派別的強烈反對。
除了內政觀點上的差異，斐迪南大公在外交政策上也展現出自己的獨立性。他尤其關注於強化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影響力，並試圖透過外交手段來達成這一目標。
巴爾幹政爭的影響
根據作者的描述，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兩次巴爾幹戰爭，這對塞爾維亞和整個巴爾幹地區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兩次戰爭不僅導致了塞爾維亞領土的擴張，也進一步加劇了該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
第一次巴爾幹戰爭（1912年 - 1913年）
這場戰爭的直接起因是巴爾幹半島上的基督教國家——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和黑山——組成的巴爾幹聯盟，共同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目的是奪取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歐洲的領土，進而實現民族國家的擴張和民族統一。結果是巴爾幹聯盟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迫使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簽署《倫敦條約》（1913年5月），放棄了其在巴爾幹半島大部分的領土。塞爾維亞、希臘、黑山和保加利亞都獲得了領土擴張，但是關於新獲得領土的分配問題引起了聯盟成員之間的爭端。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1913年）
由於對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領土分配不滿，特別是保加利亞對其盟友的領土要求，保加利亞對塞爾維亞和希臘發動了戰爭。很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羅馬尼亞也加入了戰爭，反對保加利亞。結果是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以保加利亞的失敗告終，並簽署了《布加勒斯特條約》（1913年8月）。這次戰爭進一步重新劃定了巴爾幹地區的國界，特別是塞爾維亞和希臘獲得了更多的領土，而保加利亞則失去了部分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獲得的領土。
戰爭及經濟型態
以上這些是在書中可以看到的內容，不過OT更加想提的是當時歐洲是個怎樣的面貌？特別是戰爭的型態以及有著怎樣的經濟活動？例如我們知道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不外乎貨品的互相往來。畢竟在1776年，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已經完成了《國富論》這樣的鉅作，在經濟中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勞動分工、資本累積、和國家財富增長等發展到一戰前，究竟是怎樣的面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的經濟結構和主要活動各有特點，體現了他們不同的地理位置、資源分佈、歷史發展及政治經濟結構。塞爾維亞的經濟主要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大部分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生產小麥、玉米、煙草、葡萄（用於釀酒）和水果。此外，畜牧業也很發達，特別是豬牛的養殖。塞爾維亞的農業產品不僅滿足國內需要，還有一定的出口量，特別是向奧匈帝國和其他鄰國。至於工業，塞爾維亞則相對落後，工業產品有限，存在一些小規模的採礦業（特別是銅礦），以及紡織業和食品加工業；但這些工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
奧匈帝國的經濟活動比塞爾維亞更為多樣化和發達。農業在帝國的某些部分，特別是匈牙利平原，仍然是一個重要部分，生產穀物、葡萄酒和其他農產品；然而，奧匈帝國也有一個發展較為成熟的工業部門，特別是在奧地利地區。奧匈帝國的工業產品包括：
- 重工業產品，如鋼鐵和機械，特別是在博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地區。
- 製糖業、啤酒釀造和紡織業，這些行業在多個地區都有分佈。
- 木材加工和紙張生產，尤其是在豐富森林資源的加爾西亞和卡爾巴提亞地區。
- 採礦業，包括煤炭、鐵礦石和貴重金屬的開採，特別是在帝國的西部和北部地區。
奧匈帝國的經濟結構反映了其地理上的多樣性和資源豐富的優勢，同時也顯示了在工業化進程中城市與農村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進入20世紀的幾十年間，奧匈帝國的工業和經濟基礎有了顯著的發展，但這並未能完全解決帝國內部的民族問題和政治矛盾。
我們可以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的面貌已經經歷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受到了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經濟理論的影響，也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帝國主義的擴張、及全球貿易的增長密切相關。
例如工業化進程，19世紀的工業革命推動了歐洲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英國、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工業化導致了生產方式的根本變化，從以往的手工工藝和農業經濟轉變為以機器生產和工廠系統為主的經濟。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這不僅體現在工業生產內部，也體現在國際貿易中，各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市場。
而帝國主義的擴張，為了尋找新的市場和原料來源，歐洲列強在非洲、亞洲和美洲進行了殖民擴張，建立了廣泛的帝國。這導致了國與國之間貿易路線的擴展和貿易量的增加。隨著運輸技術（如蒸汽船和鐵路）的進步和通訊方式的改善，國際貿易量顯著增長。這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也加劇了資源和市場的競爭。
在這個時期軍事技術也快速的進步（包括機關槍、火炮和戰艦的發展）使得戰爭的規模和破壞性大幅增加（「戰鬥機」這個兵器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實用）。歐洲列強通過建立複雜的軍事同盟和平衡政策來保持力量平衡，但這也使得地區衝突很容易升級為全面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這種脆弱平衡失效的直接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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