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各地爆發了一系列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貿易的潮流。這些現象，遠因是2008年美國的金融海嘯，進而引爆非洲、中東等顏色革命引發的難民危機，再到2016年美國總統川普的當選，到COVID-19疫情的全球蔓延，似乎在表面上毫無關聯，實則共同作為這一時期的催化劑。
這些事件不僅揭示了歐洲國家在面對人道主義挑戰時的掙扎和矛盾，儘管歐洲各國努力想扮演好人道主義的偽善者，卻苦於國內政治各種壓力終於毫不掩飾地力阻難民於境外；而2016年美國總統川普的當選將美國國內保護主義的火種點燃。COVID-19疫情更讓各國無不以國安為由思考如果將國際貿易的「長鏈」短鍊化，發展關鍵技術(如半導體)；這些事件在這段時期內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這讓人不免回想到一個世紀前的歐洲，當時的歐洲大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仍然保持著一種表面上的和平與安寧，但其實各國高漲的民族主義及高關稅的保護主義，早就埋下了導火線；這讓人不禁問導致了這場毀滅性的戰爭的情境，是否又將捲土重來？而起始於2021年的俄烏戰爭，讓這樣的懷疑更加令人迫切。
正是這樣的問題促使OT閱讀了《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該書由英國劍橋大學的歐洲現代史教授克里斯多福·克拉克撰寫，於2015年由時報文化出版中文版。克拉克教授不僅是一位享譽國際的歷史學家，也是澳洲人文學院的院士。他的著作因深入剖析德國歷史而聞名，並因此在2007年獲得了英國歷史學界的高度認可——沃爾夫森歷史獎，同時也被德國政府授予了十字勳章。通過克拉克的洞察，OT希望能更深入地理解那個時代的歐洲，以及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複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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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時報悅讀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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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覺得本書的推薦序「一群夢遊病患點燃了一戰戰火」，由專欄作家林博文所撰寫，一針見血的點出本書精彩以及作者的高明之處，OT將整篇節錄於此，跟各位朋友分享。雖然序言言簡意賅，但還是不得不提醒本書內容相當厚重，因為作者考察了許多史料後，重新整理成一條一條交織的故事線，劇情複雜、人物眾多，這也是令人拿起此書便欲罷不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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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戰地圖(來源：Wikipedia) |
一群夢遊命換點燃了一戰戰火
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近代史上稱之為「大戰」(Great War)；由於戰場在歐洲，中國人稱之為「歐戰」。英國史家威爾斯(H.G. Wells)創造了「以戰止戰」(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的口號，但沒有人想到，一戰卻成為世界上(甚至是人類史上)災難最慘重的戰事之一。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間，交戰國動員六千五百萬軍隊，二千萬軍民死亡(其中八百五十萬是軍人)，二千一百萬人負傷。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地過、日耳曼帝國等三個帝國土崩瓦解，東歐、中東和巴爾幹半島出現一批新興國家。
一戰結束近一百年來，西方出版界至少已出現了二萬五千種有關一戰的著作。在一戰英文論述中，被史家和書評家公認為最深入、最夠水準和最具可讀性的是美國女通俗史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一九一二~一九八九年) 於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八月的槍炮》(The Guns of August)，以及現任教英國劍橋大學的澳洲裔史學家克里斯朵夫．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一九六〇年出生)於二〇一二年推出的《夢遊者：一九一四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t in 1914)。《八月的槍炮》面世時，適值約翰．甘迺迪被古巴飛彈危機弄得焦頭爛額之際。年輕的總統很感慨的說，當年德國人、奧地利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都是因愚蠢、自大、自卑和誤判情勢而一起絆倒，跌進戰爭的漩渦裡。甘迺迪又說，此次古巴飛彈危機如果處理不妥不慎，未來史家也許會寫一本《十月的飛彈》來諷刺我們。幸好飛彈危機在美蘇兩國領導人的自我抑制和互相各讓一步的明智處理下化險為夷，和平落幕，而成為日後世界各國處理危機的典範。著述不輟的塔克曼於一九七一年又推出以二戰期間駐華美軍指揮官兼中國戰區參謀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與蔣介石關係的巨著。這本書和《八月的槍炮》都獲的普立茲獎。
克拉克的《夢遊者》出版後，頓時洛陽紙貴，壓倒了其他為紀念一戰百年而推出的著作(不乏應景之作)。許多史家認為《夢遊者》乃是繼《八月的槍炮》之後，寫得最有力度的一戰源起之作。克拉克指出，一戰前歐洲諸強太過迷信軍事力量，他們強調有了強大的軍力，即可為所欲為而無往不利。就如同二戰前夕的希特勒，亦同樣迷信武力可以征服一切。但在一戰前，歐洲民族主義大行其道，帝國進行擴張，歐陸諸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均衡。泛日耳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和大塞爾維亞主義旗幟飄揚，德、英、法、俄各懷鬼胎，一戰也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能不發、非發不可。英、法、俄、意、美、澳洲、塞爾維亞和加拿大等組成協約國(Entente，又稱Allied Powers，二戰時這個名詞譯為同盟國)，對抗奧匈帝國、德國、鄂圖曼帝國和保加利亞等同盟國(Centreal Powers)。經過四年三個月的鏖戰，協約國獲勝。中國與日本皆屬協約國。
一戰導火線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五十歲皇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四十歲有孕在身的妻子蘇菲(Suphie，已生三個孩子)，在波斯尼亞首都賽拉耶佛(Sarajevo，又譯薩拉熱窩)遭一個十九歲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族激進學生普林西普(Gavilo Princip)開槍打死。普林西普被判二十年徒刑，一九一八年因肺病死於匈牙利監獄。斐迪南夫婦遇刺後，奧匈帝國(成立於一八六七年)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向塞爾維亞宣戰，點燃了一戰戰火。《八月的槍炮》作者塔克曼表示，早在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前十年，德、英、法、俄四國參謀本部都知道對方在做什麼，對方的作戰計畫、部隊人數、如何部署、運輸路線、武器種類和騎兵刺刀形狀，甚至連對方步兵制服上有幾顆鈕扣都一清二楚。克拉克在《夢遊者》中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似乎都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只會在虛境中幻想，疑幻疑真。他們高估自己、錯估形勢、低估對手。但克拉克並未苛責德國(被一般史家罵得最慘)，他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的大悲劇。
克拉克在雪梨、柏林和英國受教育，獲得劍橋博士學位。他的專業領域是普魯士歷史，他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鋼鐵王國：普魯士的興亡，一六〇〇至一九四七年》，不僅是暢銷書，且被視為經典。《夢遊者》是一本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的一流著作，他把史著寫到登峰造極之境。一戰重塑了世界地圖，改變了地球的政治面貌。一戰後歐洲年輕的一代被稱為「失落的一代」(或稱「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但一戰亦為人類的戰爭行為開啟了永恆的噩夢，其中包括：德國首次使用毒氣戰(化學武器)，英國首先使用坦克(戰車)；戰場上首次出現飛機轟炸；戰場上到處是戰壕；德國潛艇橫行公海；炮火集中，製造慘重的死亡率。英軍曾於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當天陣亡二萬多人，四萬餘人受傷，為戰史上所僅見。一戰主要戰場在西綫(即比利時、盧森堡、法國一帶)，德國作家雷馬克(E. M. Remarque，一九七〇年去世)於一九二九年出版名著《西線無戰事》(All Quite on the Western Front)，即以西戰場為背景。美國作家海明威於一九一八年跑到意大利當救護車司機，身受重傷。他亦在一九二九年出版描述一戰的小說《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又譯《告別武器》)。主戰場以西綫為主的原因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發生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雪維克革命)而退出戰爭，德軍把主力放在西戰場，希望美軍參戰前打垮英法。一戰開打後，由於美國孤立主義盛行，民主黨總統威爾遜未敢參戰。德國潛艇在公海猖狂肆虐，殃及無數商船，包括美國在內。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英輪「路西塔尼亞號」(Lusitania)從紐約開往英國利物浦途中操到德國潛艦擊沉，一千一百人溺斃，其中一百二十人為美國人，舉世震撼，但美國仍未參戰。直至美國駐英大使截獲德國外長齊默曼發給墨西哥的電報，內容宣稱如墨西哥對美宣戰，則德國將設法迫使美國把德克薩斯州還給墨西哥。華府震怒，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對德宣戰。老將潘興(John J. Pershing)親率遠征軍跨海赴歐。美國僅參戰兩年，代價慘痛，十一萬六千人陣亡，其中包括老羅斯福總統的兒子昆丁(Qnintin)。
英國首相大衛．勞埃．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一戰結束後，一廂情願地表示：「這場戰爭，就像下一場戰爭，能夠以戰止戰」他的預言不但沒有靈驗，挑起二戰的禍首又是德國，人類又遭逢另一次浩劫。美國史家佛利茲．史登(Fritz Stern)曾評論一戰說：「二十世紀第一個災難，而且是所有災難的源頭。」不少史家認為，一戰對世界所造成的禍害遠大於二戰，這就是人類的短視和愚蠢所付出的曠古代價！莎士比亞在《暴風雨》(Tempest)中說：「過去就是序幕」(What's past is prologue)，正道出了世變的真諦。
在寫下一篇文章之前，OT先幫大家複習一下「民族國家」這個概念。
甚麼是「民族國家」呢？「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概念在歷史上逐漸發展，而不是由單一學者或思想家明確提出。這一概念的形成與現代國家的發展、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西方政治哲學的演進緊密相關，這一概念在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和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得到了明確化和普及。
在歷史上，「國家」(State)和「民族」(Nation)是兩個分開的概念。「國家」指的是具有組織的政治實體和治理機構，而「民族」則是基於語言、文化、血緣或歷史等共同特徵而形成的社群。「民族國家」的概念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強調一個國家的政治和主權邊界應該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民族邊界相一致。19世紀，隨著民族主義在歐洲的興起，特別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的概念開始被更廣泛地接受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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