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稱陷阱》談「切膚之痛」

「不對稱陷阱」(SKIN IN THE GAME)一書作者為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他所寫的「不確定(Incerto)系列」書籍，已經以三十六種語言出版，包括《隨機騙局》(Fooled by Randomness)、《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與《反脆弱》(Antifragile)。本書則大膽挑戰作者長久以來，對於風險與報酬、政治與宗教、財務與個人責任的許多信念。

本圖截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2345

會開始閱讀本書是因為先前在News98廣播電台聽到陳鳳馨在「財經起床號」中介紹本書。這本書確實如節目裡面所說，不是一本很容易讀的書；從一開始看長達88頁的序言，讀者可以很快明白這不是一本在談金融市場的書，反而是在談作者他對於切膚之痛(Skin in the game)這件事情的深刻體悟，而把這樣的體悟套用在許多場合中。

作者所謂的「切膚之痛」是甚麼？作者引用希臘人「痛苦中學習」的格言：「透過痛苦，引導你的學習」。意思是如果沒有透過實證，並且在採取行動後自己不用承擔後果，那麼這個成功果實就不應該是這個人去得到它．反過來說，一個人做任何一個決定，都是別人在承擔採取行動後的後果，那麼這個人就不應該採取行動。但是事實卻是，這樣的狀況在現實生活中卻是比比皆是(這就是所謂的「不對稱」)，例如「干預推手」。干預推手是指在美國政府有一群決策者，對於「獨裁政權國家」等從內部推動其政權的更替，造成這個國家進入民主化進程。雖然是打著民主自由的響亮旗號，但其實這群人可能從來沒到過這個國家，也從來沒有在這個國家生活過，只是根據報告及資料，就在冷氣房中用鍵盤決定採取「干預」這個行動；而如果政權更替的結果是失敗的，這些干預推手是不用為這個行動承擔後果的。

更鮮明的例子，當然還有2008年金融海嘯前幾年，諸多的銀行家、風險轉移高手使用在理論之外無法運作的學術界風險模式(因為學者在實務上對風險一無所知)，而能從被隱藏的某一類爆炸性風險中安穩地賺錢，然後在爆炸之後，以遭遇不確定性為由，並把過去的收入牢牢放進口袋。

以下OT節錄作者在第一部結尾附錄的「社會的不對稱」表。

你覺得自己是哪種人呢？OT原本以為自己是介於「別人的切膚之通」跟「切膚之痛」之間，但是現在大約已經往介於在「沒有切膚之痛」跟「切膚之痛」之間墮落了吧？ 😄

OTORI

10/12/2019

《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與未來?》書摘

「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與未來?」這本書2014年由天下文化翻譯出版。本書的兩位作者是Erik Brynjolfsson以及Andrew McAfee。Erik Brynjolfs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任MIT數位商業中心主任、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長期關注資訊科技的經濟影響力。著有《與機器競賽》(Race Against the Machine)。Andrew McAfee為MIT數位商業中心副主任，跨產業及學術的知名講者，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商學院，論述常見於《哈佛商業評論》、《經濟學人》、《富比士》、《華爾街日報》。著有《企業 2.0》(Enterprise 2.0)、《與機器競賽》。

本書目錄如下：

第1章    歷史轉折點

第2章    科技的大躍進

第3章    指數成長的大驚奇

第4章    數位化的資訊大爆炸

第5章    重組式創新的豐沛動能

第6章    人工智慧與人類智慧

第7章    成長的終結，還是延遲的豐收？

第8章    GDP無法衡量的事

第9章    貧富落差

第10章    贏家全拿的時代

第11章    豐酬與不均

第12章    人機合作共贏

第13章    政策建議

第14章    長期建議

第15章    科技與未來

第1章到第6章兩位作者先說明人工智慧的近年來飛速的突破，並且已經逐漸有例如自動駕駛等新科技應用於市面上。這是人類生產力繼工業革命以來在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而這樣的突破還有可能持續引發哪些產業的生產力革命呢？

OT覺得本書最可讀之處，除了作者對於人工智慧將如何應用於新興科技的觀察外，對於如何改變產業並造成貧富差距的問題，更是有著深刻的探討(第7章~第11章)。兩位作者試圖回答為什麼美國的經濟持續在成長，但是實質人均所得卻是下降的？而為什麼財富愈來越容易集中在「超級巨星」上？而這樣的觀察，OT覺得是一體適用的世界趨勢。

在第12章到第15章，作者試圖提供一個架構性的解答，解決因為生產力的快度提升，導致平復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解方。

OT節錄第11章「豐酬與不均」內容跟各位網友分享：

我們在過去四章看到了第二次機器時代隱含的弔詭。GDP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創新的速度也前所未見，然而人們對孩子未來生活水準的預期，卻越來越悲觀。美國《富比士》雜誌富豪榜上的億萬富翁，身家總和達到2000年的五倍多，然而同一時間，美國中位數家庭所得卻走下坡。

這類經濟統計數字正凸顯了第二次機器時代「報酬豐盛」與「分配不均」的二元特性。經濟學家兼預算與政策優先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賈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讓我們注意到生產力和就業狀況脫鉤的現象... 雖然在二次大戰後的大多數時期，這兩個重要經濟統計數字一直相互呼應，到了1990年代末期，卻開始分道揚鑣。美國的生產力持續向上攀升，就業情況卻日益低迷。今天，美國的就業人口率跌到谷底，至少是二十年來最低，中位數實質所得也低於1990年代的水準。但同時，美國的GDP、企業投資及稅後盈餘卻和生產力同時衝上歷史新高。

在矽谷這樣的地方或在MIT這類研究型大學裡，快速創新已是常態。新創公司蓬勃發展，不斷打造出新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研究實驗室也辛苦開發出更多驚人的新科技，我們在前面幾章已經看到許多例子。但同時，愈來愈多美國人面臨財務困境：學生辛苦背負龐大學貸，社會新鮮人找不到工作，數百萬人民為了維持生活水準，不得不舉債度日。

本書所描述的狀況，似乎除了在美國外，在世界各先進國家(包括台灣)，似乎也相當類似。

本圖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4093

OTORI

10/7/2019

誰偷走美國中產家庭的財富？

《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與未來?》這本書2014年由天下文化翻譯出版。本書的兩位作者是Erik Brynjolfsson以及Andrew McAfee。Erik Brynjolfsson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任MIT數位商業中心主任、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長期關注資訊科技的經濟影響力。著有《與機器競賽》(Race Against the Machine)。Andrew McAfee為MIT數位商業中心副主任，跨產業及學術的知名講者，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商學院，論述常見於《哈佛商業評論》、《經濟學人》、《富比士》、《華爾街日報》。著有《企業 2.0》(Enterprise 2.0)、《與機器競賽》。

美國總統川普從2016年開始參與總統競選以來，關於經濟的主要論述圍繞在美國人的財富是如何被中國人搶走的，事實真的(只)是如此嗎？「第二次機器時代」從科技發展的觀點提供不同的看法，第八章的「GDP無法衡量的事」以及第九章「貧富落差」，深刻的說明因為科技的發展，哪些產業被淘汰、哪些產業被新創，而財富又是如何轉移。

OT節錄第九章「貧富落差」的一段文章跟各位網友分享這個深刻的改變：

我們不妨先從中位數所得談起，也就是在所得分布曲線裡位於第50個百分位數的收入。1999年，美國家庭(經通膨調整後的)實質所得中位數為54,932美元，達到歷年來的高峰，後來就開始下滑。到2011年，即使美國GDP創歷史新高，家戶所得的中位數卻只有50,054美元，比高峰時下滑近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美國或其他已開發國家，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都持續下滑。

2012年，美國所得總額一半以上來自收入最高的10%美國人，這是從經濟大蕭條前以來從未見過的現象。位於金字塔頂端的前1%收入最高的美國人，賺的錢占美國所得總額的22%，比1980年代初期的占比增加一倍多。所得排名前萬分之一的美國人，也就是年收入超過1,100萬美元的數千人，他們的所得占美國所得總額的5.5%，而且2011年到2012年的上升幅度超越了1927-2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

...

不只財富分配不均，所得分配也有所轉變。1979年到2007年間，美國最頂端的1%高所得者，收入增加278%，相較之下，中等所得者只增加了35%的收入。從2002年到2007年，美國有65%的收入落入前1%的高所得者手中。根據《富比士》雜誌(Forbes)的報導，2013年，美國最有錢的四百個富翁財富總和創歷史新高，淨值達兩兆美元，是2003年的兩倍多。

簡言之，從1979年以來，美國人的所得中位數就沒怎麼增加，而且在1999年之後還實質下滑。但原因並不是美國人總收入或生產力都成長停滯，我們在第七章曾經指出，美國的GDP和生產力始終快速成長。這個現象其實反映了重要的財富重分配趨勢；誰將從這股成長趨勢中得利？誰會成為輸家？

“There’s class warfare, all right,” Mr. Buffett said, “but it’s my class, the rich class, that’s making war, and we’re winning.” 2006年美國首富華倫巴菲特對紐約時報說的這番話(原文刊載於https://www.nytimes.com/2006/11/26/business/yourmoney/26every.html)，更是畫龍點睛的道出本書兩位作者的觀察，而看起來他們還會持續贏下去！

本圖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4093

OTORI

10/4/2019

此生不復相見也是種祝福

康健雜誌250期的封面故事是「婚姻，世界上最難的功課」。剛好在回看News98電台的節目時，聽到主持人陳鳳馨跟康健雜誌總編輯鄭桂芬的訪談；裡面說道大部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幸福夫妻們，其實跟我們都一樣，每天都會為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產生摩擦，其中「婚姻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是用在拯救婚姻，跟我們一般人一樣」的這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現在的台灣，根據雜誌報導，結婚率下降的情況下，離婚率卻不減反增。在我們父母那一代，離婚不是選項；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男女對於婚姻的理解不同，很容易就走到離婚一途。能夠做到「散買賣不散交情」的怨偶們更是少之又少。

前一段時間跟幾位哥們一起吃飯，當然男人們在一起難免喝上幾杯。其中一位朋友可能多喝了，情緒上來，開始在談論十年前離婚的事情，說自己跟前妻還有孩子都十年沒見上面了，前妻一直在躲他，換了手機號碼、地址，孩子都見不到；他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前妻這麼恨他？

OT想到一個故事：在海邊，躺著一具野狗的屍體，曝曬多日無人聞問；許多路人經過，紛紛掩鼻而去。後來一位獵人經過，脫下上身上的外衣，蓋在屍體上面，便離去了；接著又來了一位書生，誦了一段經，為野狗超渡後也離開了。不久之後，經過了一位漁夫，他把野狗埋葬了。

一天，書生遇上了位美麗女子，兩人結了婚並且恩恩愛愛，後來這位女子為書生生下了一個可愛的男娃。說也奇怪，就在孩子出生後沒多久，女子消失不見了。書生傷心欲絕，找了位得道高僧希望能為他解惑。和尚看了看書生，道了聲佛號「阿彌陀佛」，便娓娓道來女子前世便是當年那條曝屍多日的野狗，她為了報恩而出現在書生的生命中；因為緣分不夠最終只能短暫相遇，而她必須去找到她生命中最終的歸宿... 漁夫。書生聽完，大哭... OT那位朋友也是。

但有時世事如此，善緣惡緣都是緣。看著他一路從婚姻問題爆發到小倆口分開，處理的實在不是很好；雖然那位老哥稱不上是甚麼壞人，但是有些傷痕一旦留下烙印，關係就再也難以復返了吧？儘管能感受得到他的懊悔，但事實是十年前的當下並沒有能處理好的課題，留在十年後要處理好根本絕無可能。OT最終實在不得勸勸這位老哥好好過日子，對誰都好。

想想這麼多的社會新聞裡面常看到所謂的恐怖情人，在分手後還糾纏不休，而越是沒有結果反而衝突越大。不覺得如果勉強只會帶來更多的不幸，此生不復相見不也是種祝福？

本圖節錄自：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nid=4471

OTORI

9/30/2019

《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書摘

《白銀帝國》個人覺得寫得很精采，也是相當硬的一本書。本書作者往往引經據典，考究相當嚴謹，幾乎每頁都列出的自己的參考文獻。如果喜歡在閱讀一本書之後還可以有更多相關主題延伸越閱讀的朋友，這本書應該相當不錯。

自讀過《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之後，透過本書這是OT第二次看到「大分流」這個名詞，似乎以前學生時期讀的歷史課本並沒有這種說法？查了一下Wiki，大分流（英文：Great Divergence）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慕蘭提出的一个歷史名词，指的是西方世界在19世纪克服了增長限制而超越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一段歷史時間。為什麼會出現大分流的時期？則成為許多談論中國近代金融史一定會去碰觸到的話題。

在前一本OT介紹的書籍「西方金融如何改寫中國現代史」裡面，對於大分流時代的理解，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說明英格蘭銀行的誕生與同時在明朝萬曆年間，兩者在金融制度上的演進有何不同？是怎樣的推力讓英格蘭銀行成為現代銀行的重要旗手，並幫助英國政府推動了許多現代化的重要改革，包括資本主義的成形、軍事力量的提升、近代民主制度的成形、人文思想的提升(但作者特別強調不包括工業革命)。而明朝及清朝又受到白銀怎樣的影響，因為世界的銀荒導致國內購買力衰減，民不聊生；又同時因為白銀不斷的從世界流向清朝，進而英屬東印度公司為了貿易平衡而發動了鴉片戰爭，從此成為列強的禁臠，國力一蹶不振直到民國。

《白銀帝國》的作者，則是透過不同的史觀，說明每個朝代都有期背後貨幣運作的邏輯，跟政府財政稅收的制度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宋朝的紙鈔實驗「交子」、「會子」，跨越元朝直到明朝宣布失敗，從此白銀勝出。全世界又因為購買來自中國的茶葉、絹、絲綢、瓷器而讓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有學者考究當時的中國，可能就是世界白銀流向的終點。白銀的勝出，使得明朝及清朝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再思考便利的紙鈔，而這樣的貨幣邏輯從此錯過建構現代金融環境的良機。

OT節錄本書的其中一篇「明朝的『李約瑟之謎』」跟各位網友分享：
白銀浸淫之下的中國明末，經濟高度商業化，全球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為何未能產生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天問，卻對後人充滿誘惑，相關研究層出不窮，其中最為著名的提問者有兩位。

首先是著名的社會學大師馬克思．韋伯，他曾經提出疑問：工業革命為何沒有首先發生在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這也就是傳說中的韋伯疑問。隨後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在研究中國的科技發明之際，也萌生了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中國發明在古代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但為何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

本圖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6705

OTORI

9/29/2019

宋朝國力概述

本章節擷取自《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作者為徐瑾。徐瑾是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

本書在說明中國近代的貨幣演變，其中關於宋朝一章節讓OT讀起來覺得興味十足。主要原因是宋朝常常在學生時代的歷史教課書中被形容是個孱弱的朝代，雖然文化程度很高，卻總是受到外族的侵略。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考證發現，宋朝不僅是文化程度高，經濟更是超越漢唐的空前繁榮；軍力雖然不足以跟遼、金、蒙古等征戰歐亞的國際級軍事強權匹敵，但卻也周旋了數百年之久。透過作者徐瑾的筆下，OT節錄其中一小段落，跟大家分享宋朝的故事。

本圖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6705

宋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國，商業革命、交通革命、農業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構成了其輝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遽增加，宋徽宗時期人口即多達一億，是漢唐兩倍有餘。宋朝的城市結構也逐步打破了商業和居住區的界限，從唐代的「坊市封閉」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導致了城市生活的急遽繁榮與空前自由。宋朝的經濟繁榮不僅超過慣常認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超過歐洲的稀少時間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發展出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這也意味著抑商政策開始向征商政策轉化，商稅的徵收也更加程序化。

宋代的繁榮程度或許是中華帝國曾經的頂點。北宋年間貿易繁榮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隨著造船等技術發展，開始於漢代從港口銜接中國與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公認在宋達到頂峰。宋與數十個國家開展貿易，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當年的貿易繁榮讓後人難以想像。此外，更不用說宋、遼、金與西夏且戰且和數百年間連綿不絕的邊境貿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點設置的互市貿易外，還有各類民間交易以及走私。這些交易規模驚人，僅僅以當時交易比較普遍的商品羊為例，宋代皇帝御廚用羊每年就高達數萬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於從河邊買入契丹羊的費用為四十餘萬緡(Min)。

宋代財稅中與商業有關的稅種也空前豐富。宋之前對於商業更多是管理而不是稅收，唐朝雖也盡力徵收商業稅，但不成體系，而宋代則將各種商業稅收制度化。北宋時期的稅率保守估計已經達到10%。重視商業與文官體系發達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進化，在國家主義和私有經濟這兩個領域獲得平衡與發展，對外奉行防禦性政策，但在經濟領域中的商業方面則比較激進，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其中紙幣的誕生，可以被認為中國文明競賽中領先西方的頂峰的產物與象徵。

與此同時，宋代對於富人的態度也相當寬容，比起今天的「仇富論」，簡直堪稱「親富論」。除了天子，當時士大夫對於富人也相當寬容與肯定，比如北宋蘇轍即表示富人出現是情理之間，貧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更進一步南宋葉適已經認識到有產階層對於社會穩定的作用，指出富人適維繫社會上下階層的樞紐，甚至批評希望以打擊富人來救助貧人的想法雖然善良卻不應實行。

歷史充滿文明殞落的悲劇，而史書總是難免成王敗寇的邏輯。宋朝最被詬病的是軍力，但其實如果宋朝軍事真的那麼孱弱，為何能夠在五代十國亂局中崛起，為何能夠與遼、金與蒙古這樣的世界即軍事強國對峙數百年？宋朝從開國到滅亡，數百年間不是處於戰爭狀態就是處於備戰狀態，不得不長期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理念，為國內發展爭取時間。實際上，宋朝軍事實力不容小覷，其常規軍數量最高達一百二十萬人，超過很多朝代，軍事開支需求龐大。以後勤為例，宋代的倉場庫務在各地都有設置，不僅需要儲存糧食與器械等軍需，此外主管官員也需要費心經營以提供利潤，鹽、茶、酒等貿易即其徵稅均獲得充分發展。能夠支撐這一龐大軍事開支的帝國，離不開其制度管理與經濟實力，經濟思維滲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統，紙幣也誕生於這種競爭之中。

OTORI

9/1/2019

中華映管破產事件

中華映管在去年12月中爆發財務危機，最新的進展是本月華映提出的重整案遭到法院駁回，可能只能進入解散清算一途。

相關新聞連結：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9/07/31/cpt-fear-will-face-the-dissolution-of-fate/

2009年，距今剛好十年前，OT在華映待過短暫的九個月；當時OT離開了竹科某IC設計公司，待遇還算相當不錯。就是一個念頭想說工作何必這麼累？在大溪過個簡單的生活，跟當時的伴侶結婚、生個孩子，平平淡淡的也很好。因此到華映工作。沒想到當時正逢金融大海嘯，工廠的生態跟IC設計公司截然不同，各大廠都拚了命的放無薪假。

當時真的很慘，每個月都是入不敷出；考慮到成家，再加上發現自己的個性實在不是能平淡過活的人，因此告別了中華映管。離職之前公司雖然沒在放無薪假，薪資也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但是既然都知道志不在此，便毅然決然地離開了。

2009年的華映只有六代線，AUO跟三星都已經是七代線進入八代線了，製程差了競爭對手兩個世代。而管理層也不急著投資新世代，索性念頭一轉：不投資新世代，主力就訂在中小尺寸！十年後，華映還是只有六代線。小確幸救不了公司，最終只是苟延殘喘罷了。

十年後，從現在這個時間點看，會覺得當時自己的決定應該沒錯，起碼這幾年人生比較上軌道些。當時在華映的主管曾經這樣評論過：「一艘船要沉了，有人會幫忙撈水，有人會幫忙補船，有人跳船也沒關係；但不能從後面把人給踢下船去，甚至還把洞越弄越大！」

不過OT因為要離開華映的這個決定在當年也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女方及女方家長的不解，最終導致跟當年的伴侶分手了，負面效應影響所及甚至讓OT的生活及工作全部reset... 雖然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痛，不過也讓OT更加成熟、堅強吧？十年後的今天不知道她在看到這則新聞的同時，是不是更能體會當時OT所感受到的危機感呢？不知道她是否能夠體會如果十年前OT決定繼續留在中華映管，此時將會是一個多尷尬的局面...？想到這裡不由得唏噓一下... 

去年在幾個客戶看到華映的中小面板被車廠採用，原本還挺替華映開心，沒想到才幾個月的光景就聽到華映破產的消息，實在令人惋惜。希望當年的同事們至今都已經找到更好的出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OTORI

8/18/2019

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政策 (下)

本文節錄自《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的「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貨幣還沒統一」以及「貨幣崩盤，國民黨丟了大陸」兩節。

本系列前一篇文章講到了宋子文及孔祥熙對「廢兩改元」的貨幣改革貢獻，本篇則將節錄作者對於國民政府如何敗壞財政政策而丟了中國大陸。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小蔣「打老虎」的部份細節。以前在學校時，老師會跟我們說國民黨因為貪汙腐敗而丟了中國大陸；但究竟怎樣的執政者會願意寧願失去政權也要「貪汙腐敗」？卻是學校老師沒辦法再進一步教授的知識。

以下節錄本書幾段文章分享：

1927~1937年的民國，不管是縱向對比通商銀行成立時的清末，還是橫向對比危機與戰爭壟罩下的西方，頗有建立財政金融「新秩序」的希望。這個中國版的新秩序應當包括：中央政府統一稅制幣制、維持穩定以利工商金融業的發展、平衡財政與調整內外債、收回列強控制的海關與國際貿易權。但這只是一個可行的方向。當布列頓森林體系在「二戰」後，奮力搶救全球資本主義之時，國民政府把希望變成了徹底失望。

把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淵的兩隻手，是特權與貪腐。

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並非是為了高官自肥，而是為了執政黨的一個信仰，即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革命理想」。這一理想驅使著國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獨攬軍權與政權；統一稅制幣制，行程以「四行二局」為中心的國家金融體系；兼併中國通商、中國實業、四明三個小銀行，實行外匯管制。1930年代這一系列「順應時勢」的金融改革，背後最大的動力之一，就是支持國軍四面征討反動力量，實現當年北伐提出建設新中國的主張。

1928年以後的五年中，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了將近四倍，主要靠的是借款。財政支出的50%直接紀錄為軍務支出。這一比例在1936年降為30%，但政府已經債務高企，利息支出上升為收入的45%。等到政府可以玩轉中央、中國兩個銀行，印鈔機就彌補了大部的軍事開支窟窿。民國經濟的發展，不過是國民政府軍事財政的副產品。

抗戰結束的那一年，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金庫裡，已聚積了黃金六百萬兩，可用的外匯資金有八、九億之多，還有大量接收的敵偽資產、各類罰沒、名目眾多的「獻金」，也能折合數億美元。美國人贈送了大量的軍備武器與大筆優惠貸款，列出來是一個長長的單子。恐怕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財政金融上還沒有過如此揚眉吐氣的日子。中央銀行和美國人給了國民政府新的底氣，蔣介石摩拳擦掌，要重拾「統一」中國的舊業。

可是，此時為國民政府當家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卻心懷忐忑，他對蔣介石此時的政治抱負非但不感興趣，而且相當悲觀。宋子文希望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拓寬和西方的貿易往來，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援助的實施。同樣心懷忐忑的公眾，只見行政院在蔣介石的默許下，不停的頒布外匯管理辦法與進出口管理的法令、法規，但看不到黃金和美元在銀行間已悄然轉手交易。1947年，蔣介石的國共決戰布局還沒有完成，宋子文控制的財政部、和貝祖貽擔任行長的中央銀行，已經把國民政府的家底暗地裡當掉了一半。中央銀行黃金儲備縮水了60%，物價飆升，引發了金融市場混亂。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迫於風潮和輿論壓力，監察院曾出重手，也是唯一的一次，彈劾了違法套利的蔣介石的郎舅，和瀆職投機的央行官員。

在大企業和權勢家族大發橫財的同時，末日的國民政府卻財源枯竭，外債無門，內債無路，海外對華投資亦裹足不前。唯一的救命稻草是開足馬力印鈔。法幣和金圓券一前一後，損毀著民國脆弱的貨幣金融肌體。到了1947、1948年，物價的上漲變成了以日計、以時計。赤字和貨幣雲山霧罩，朦朧中財務發生了重大轉移，在美國的銀行裡誕生了一批民國權貴富翁。

1948年8月，蔣介石親自領導一場對通貨膨脹的反擊戰。為此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經濟管制委員會，直接隸屬行政院。而這個委員會的兩員大將，一位是央行總裁俞鴻鈞，另一位就是血氣方剛的蔣經國。這是場雙向出擊的戰鬥，「東線」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銀，稅換法幣，統統改為使用金圓券，並把幣值縮小為三百分之一；「西線」市政府推出的法令，禁止物價與工資上漲、懲罰聚眾鬧事。

改革派的壯舉激情澎湃，結果卻事與願違。蔣經國「打虎」七十天變成了「騎虎難下」。說到底，他的使命不僅是「改革派」與物價、法幣的一場較量，而且是與金融特權和貪腐勢力的一次對博。強制收回民間金銀的法令也成了一紙空文，碰到在海外有一定資產的人，就可以全部豁免，孔宋等大家族的財富得以保全。

本圖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2463

OTORI

8/8/2019

西方制度的優勢

本篇節錄自《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的「西方制度上的優勢」一章。作者吉迪恩．拉赫曼用了許多實例說明西方建立的制度，如何為西方社會帶來競爭力的領先優勢；不過作者也特別提到，當這些制度的公平性導致各方質疑與挑戰時，是否有可能非西方聯盟的國家會自己建立一套體制？

以下OT節錄本篇幾段文章與各位分享：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的總部，隱身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市郊的拉於爾普(La Hulpe)小鎮上，一條樹木繁茂的道路之外。無論誰開車經過，都沒有理由會想到自己正經過一個堪稱世界金融制度配電盤的機構。唯一暗示Swift可能十分重要的是協會龐然的建築，大約有一座足球場那麼長。

但2012年，Swift卻不情願地從沒沒無聞中冒出頭，因為，迫使該機構終止和伊朗銀行的聯繫。一眨眼，伊朗便被隔絕於全球金融體系之外。不到幾個月，迫使這各伊斯蘭共和國在進行國際核武談判時，做出重大的讓步。

伊朗的麻煩突顯了這個事實：能否參與全球經濟，取決於能否把錢匯出國境。Swift提供的是連結國際銀行的技術和規則。任何要進行國際匯款、需要銀行國際匯款代碼(SWIFT code)或國際洋行帳戶碼(IBAN number)的人，都會用到它的系統。

Swift為民營合作機構，由它的會員銀行持有和經營，而它的董事會由世界各地金融機構的代表組成，包括俄羅斯、中國、日本，以及美國和歐洲。協會總部位於比利時這點原本看似無關緊要，直到國際決定對伊朗實施制裁，在那一刻，Swift受歐洲法管制的事實變得一清二楚。當歐盟頂不住美國的壓力，通過針對伊朗與Swift連線的制裁案後，該協會別無選擇，唯有切斷對伊朗的服務。

Swift禁令的破壞力舉世皆知。當西方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開始對俄國實施制裁，一名俄羅斯資深外交人員警告，切斷他的國家與Swift的連結，會被視為等同於對俄宣戰。但Swift事件還有更深的意義。這件事披露了一些讓全球經濟的以運作的隱藏線路，更突顯了有多少線路仍集中於西方之手。

這一章將透過檢視一些支撐全球經濟與政治秩序的重要機構，來探討世界何以大半仍掌握在西方手中。這些機構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備受矚目的國際機構，但也包括知名度低得多、常被視為技術性或非政治性的組織—例如Swift，和設在洛杉磯的廣濟網路之名稱與號碼指配組織(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OT註：在美國對華為的制裁中，可以看到原先IEEE、Bluetooth SIG等國際級技術機構也曾對華為停止會員資格，可見這些技術類型的機構對一家科技公司的殺傷力。) 再來，有些組織看似和政治毫無關係，但其國際參與度高，代表其掌控和管理是判斷聲望與權力的重要標準。這些包括世界運動的管理機構，例如舉辦國際足球賽、總部設在瑞士的國際足球協會(FIFA)。

最後，還有一種超越正式機構的國際線路：世界各地最廣為使用的貨幣和法律。當FIFA官員在瑞士被捕，隨後引渡到美國接受FBI貪汙調查時，他們明白了美國的法律體系無遠弗屆。美元是世界首要的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的事實，或許是美國的制度能有如此雄厚實力的最大原因。這允許了美國用它自己的貨幣借錢和貿易，也幫助美國銀行主宰全球金融。因此，美元是否會將其優勢拱手讓給人民幣的問題，其實極具政治意涵。

這麼多對全球經濟和國際政治管理至關重要的機構(包括正式與非正式)都位於西方的事實，是西方政治力量的主要來源。但在東方化的年代，這種優勢能維持下去嗎？

本圖取自於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60112

OTORI

7/8/2019

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政策 (上)

本文節錄自《西方金融如何改寫金融史》的「北伐成功為什麼中國不算統一？貨幣還沒統一」以及「貨幣崩盤，國民黨丟了大陸」兩節。

此系列文章可以讓我們瞭解從大陸學者的眼光來看，中華民國在民國20年間推行的貨幣政策，有哪些成功的地方？又有哪些缺失直接或間接促成了中華民國丟失在中國大陸的實際控制權。

以下OT節錄本書中的幾段文章跟各位網友分享：

時代的兩副新面孔，他們是國民政府的大員宋子文與孔祥熙。他們倆的「金融覺悟」是世界一流的，當代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美國的貨幣銀行制度，了解利用財政金融手段的重要性。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具有虔誠的熱情，要仿效美國的財政金融專家，幫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重整中國財政金融，促進國家工商貿易的發展，接軌國際貨幣本位制度，使中華民國在經濟上與列強平起平坐。起碼，在改革的年代，他們倆口頭上向世人做出過這樣的承諾。1928年，時任財長的宋子文在南京主持成立了中央銀行。

宋、孔二人均曾兼任過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善於對財政與金融進行雙向掌控，他們正確的選擇了政府對貨幣集權改革的突破口。第一步，統一貨幣使用。1933年3月，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廢兩改元令》，將市面上流通的銀錠、銀塊，各地稅收使用的庫銀，以及黃金和外銀等，一掃而光，統一在銀元頂下。這個幾十年來困擾著國內外貿易的難題，幾個月後便在強勢政府的推進下迎刃而解。宋子文還順便敲打了仍在英國人手中的海關，確認中國政府從此有權決定關稅稅率和監督稅收，並要求將「關餘」(還外債後的關稅餘額)全部留存中央銀行。第二步，集中發行權。《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布告》發布於1935年11月，其中第一條說道：「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定量、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處治。」

這第二項改革，直接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應對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之後，儲備貨幣的混亂對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當時羅斯福總統為了推行「新政」，放棄了金本位，給予聯儲貨幣發行靈活性，糾正美元在危機前後兌現無伸縮之力的弊端，其實就是用發鈔來拯救經濟。結果，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又通過法案，企圖吸引白銀流美，主導世界白銀供給。中國以白銀安身立命，這真是飛來的橫禍。和今日的世界一樣，別人在搞通貨膨脹，誰不跟風誰就可能成為輸家。面對中國的「白銀風潮」，通貨緊縮，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失業狂飆，國民政府決定中國的紙幣也和白銀脫鉤。「法幣」的意思，就是依國家法律創造的信用貨幣，它不是基於貴金屬，而是國家信譽保障其無限的清償能力。國民政府的法幣，開始時是以一個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表面上做成了匯兌本位制。同時政府在國內以法幣大量收兌白銀，希望以此招來建立央行的準備金，維持法幣價值的穩定。

但是，這項初衷不錯、亦與現代貨幣制度接軌的改革，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即是由誰來決定法幣的發行數量？法幣不是銀行的匯票，由交易業務決定，它僅以一張薄紙，上面加了幾個數字，就能換來別人辛苦生產出來的產品，它的數量和物價是水漲船高。當年梁啟超力圖推進「三者並舉」的改革時，曾用西方金融學者的口吻反覆強調紙幣的發行「當先測定全國所需貨幣之總數」，但他也未論及決定財政赤字、貨幣發行的體制機制。這是傳統貨幣數量理論中的一個難題，又是中央銀行制度必須解決的實際問題。美國聯儲設立前後，川流不息的辯論，連篇累牘的文字，就是在折騰發行權、利息制定權、公開市場運作等等權力應如何分配制約—國會、財政部或聯儲？在二十世紀的英國，由「規則」還是由「權力」來決定貨幣政策，各派意見不絕於耳，爭論從未停息。

無論是宋子文還是孔祥熙，都沒有為這個難題費心。他們用了一個簡單的方法，輕而易舉的跨過了這道坎兒，那就是集權之路上的第三塊路標：強勢政府壟斷。它在民國的體現就是人治。

...

到1936年底「廢兩改元」，順利完成了法幣改革，把長久以來混亂的貨幣經濟整頓一新。在當年的法幣發行總額12.6億元中，中央銀行占到了28%，中國與交通兩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由剛剛重組建立的中國農民銀行承擔。曾任央行稽核處長的李立俠評價道，此時的孔宋金融，在擺脫國際白銀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建立金匯兌本位、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實力和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國的貨幣發行權全部收歸中央銀行，貨幣徹底成為政府持股的央行對老百姓的負債。國有的銀行包括了四行兩局，加上其他合資中小銀行，南京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統治體系。統制之外，是多元化且邊緣化的社會金融服務系統。

本圖取自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2463

OTORI

6/8/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