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2日 星期一

IEA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4 報告閱讀 - 金融(Finance)

繼前一篇《IEA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4 報告閱讀 - 概述和主要發現》摘要了2023年主要的能源投資趨勢及2024年的預測之後，在本篇繼續介紹「財務」部分；分為「Overview」、「Trends for financial market actors」、「Trends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Implications」。

在「Overview」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能源投資總量，包括化石燃料和清潔能源的投資，詳細討論了不同地區和部門的投資趨勢，強調了哪些領域投資增長最快，哪些領域投資不足，並分析了能源投資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公共資金、私營資金和開發金融機構（DFI）的支持。

「Trends for Financial Market Actors」一節中則探討商業銀行、投資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在能源投資中的角色和趨勢，並分析了綠色債券、可持續基金和其他可持續金融產品的發展趨勢。也討論了政策和監管影響，包括各國政策和國際監管對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影響，特別是與能源轉型相關的政策。

在「Trends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一節中可以看到綠色債券和可持續貸款（綠色債券和可持續貸款的發行量和市場趨勢）、風險管理工具（保險、對沖和其他風險管理工具在能源投資中的應用）以及新興金融工具（如氣候相關金融產品和轉型金融等工具）。

最後在「Implications」中，則說明了當前投資趨勢對能源部門的長期影響，包括對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和能源效率的影響。報告中也提出了對於政府政策的建議，例如加速能源轉型所需的政策建議，強調需要增加對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投資。裡面也特別提到各國在實現能源和氣候目標面臨的挑戰，包括資金不足、政策不確定性和技術瓶頸。

IEA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4


本篇文章不僅供OT自我學習使用，也歡迎轉載並註明原文出處。


概觀（Overview）

資本成本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在上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大陸）面臨著更高的融資成本。


上圖展示了全球範圍內資本成本的上升情況，特別是中國大陸以外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圖表通過兩個指標來說明這一現象：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和太陽能光伏（PV）項目的股本內部收益率（EIRR）預期。

左側圖表是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這部分圖表展示了自2020年以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的變化情況。橫軸是時間（2020年至2023年），縱軸是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百分比）。各國家和地區的數據線顯示如下：

  • 印度（India）：綠色線
  • 墨西哥（Mexico）：青色線
  • 南非（South Africa）：淺綠色線
  • 巴西（Brazil）：藍色線
  • 美國（United States）：紫色線
  • 歐元區（Eurozone）：橙色線
  • 中國（China）：棕色線

左側圖表的數據顯示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債券收益率較高，特別是南非、巴西和印度。相較之下，美國和歐元區的收益率相對較低。

右側圖表是太陽能光伏項目的股本內部收益率（EIRR）預期，這部分展示了2023年不同地區大型太陽能光伏項目的股本內部收益率（EIRR）預期範圍。橫軸是不同地區和風險水平，縱軸是EIRR預期範圍（百分比）。各地區的數據如下：

  • 無風險（Risk-free）：黃色柱狀圖顯示了2020年和2023年的數據。
  • 美國（United States）：綠色柱狀圖顯示了2023年的數據。
  • 歐洲（Europe）：綠色柱狀圖顯示了2023年的數據。
  •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綠色柱狀圖顯示了2023年的數據。

數據顯示EMDE地區的EIRR預期範圍明顯高於美國和歐洲，這表明這些地區的投資風險更高，投資者需要更高的回報率來補償風險。

透過上面這張圖表IEA清楚地顯示了全球資本成本的上升趨勢，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這些地區的政府債券收益率較高，意味著借貸成本更高。此外，這些地區的太陽能光伏項目的股本內部收益率預期範圍也更高，表明投資風險較大，投資者需要更高的回報率來補償風險。這一情況對於推動這些地區的清潔能源投資構成挑戰，可能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國際合作來降低資本成本。


融資成本上升塑造了當前的能源投資環境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氣候和能源安全目標，需要大幅增加能源領域的資本投資。隨著這些投資在全球範圍內擴大，了解影響各種資金提供者資本分配決策的趨勢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今年的《World Energy Investment》報告以金融章節開始。

本章提供了當前融資趨勢的概述。它區分了投資和融資的概念——投資被理解為用於建造或獲取資產的資本支出，而融資包括支持投資的資金來源、形式以及提供者。在能源金融生態系統中，我們探討了資本提供者的不同角色——即那些做出投資決策的人（如政府、家庭和私營部門），也被稱為“投資來源”，以及融資提供者。第二組包括開發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公共和私人資本來源，即“融資來源”。我們還探討了如過渡融資等新興主題，並考慮金融機構和企業的過渡計劃的發展如何支持難以減排行業的資本獲取。碳市場和碳定價的角色也被討論。

2023年標誌著許多國家的利率飆升——包括那些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通貨膨脹和利率一直較低的發達經濟體。雖然2020-2022年的疫情使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利率急劇下降，但2022年通脹壓力增加，改變了這一軌跡。俄羅斯在2022年初入侵烏克蘭以及全球其他地緣政治衝突增加了政治風險，推高了資本成本。長期本幣政府債券利率——一個國家資本成本的基準指標——在許多國家顯著上升，唯獨中國例外。例如，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2020年至2023年間增加了約三個百分點，美國隔夜銀行間拆借利率（短期利率）差異更大。歐洲政府發行的債券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美國利率的急劇上升對全球資本投資，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產生了重大連鎖效應，因為大多數大型國際投資者、資產管理者和金融機構持有的資產以美元計價，且大多數主要項目無論地理位置如何，也都以美元定價。此外，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南非等許多EMDE的本幣融資成本也在上升。

更高的利率不僅提高了借貸成本，還影響了股本成本，股本成本被估計為無風險利率（如美國等低風險國家發行的債券的回報）和股本風險溢價（補償投資者承擔更高股本風險的額外回報）的總和。例如，美國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光伏（PV）項目的預期股本內部收益率（EIRR）在最近幾年急劇上升，到2023年達到8%到9%。但這些以美元計價的回報率仍約為某些EMDE中外國投資者為類似項目融資所需回報率的一半。儘管EMDE中的EIRR和資本成本差異很大，但由於在特定司法管轄區和/或行業中的投資風險——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感知的——更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更高的資本成本。這仍然是增加這些地區投資水平的一個重大障礙。

更高的資本成本——為投資籌集資金的加權平均成本——使得產生有吸引力的風險調整回報變得更加困難。這對於相對資本密集型的清潔能源技術尤為真實，這些技術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通常更依賴於債務融資（相比於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其運營費用通常佔總項目成本的比例相對較小。儘管雄心勃勃的政府政策、技術進步和成本下降趨勢（所有這些都是決定能源項目成本的關鍵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成本的上升，但利率普遍上升和美元走強對任何地方的投資來說都不是好消息。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中國大陸在疫情後沒有面臨通脹壓力，但一直在應對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長和房地產部門的疲軟，這對當地銀行產生了連鎖效應。這就是為什麼與世界大部分地區不同，中國保持基準貸款利率較低。

在其他地區有跡象表明基準利率可能不會長期保持高位。關於利率何時以及如何快速下降的討論很多，儘管大多數專家同意，近零利率的特殊時期可能已經結束。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已表示計劃在2024年將其短期基準利率下調75個基點，但由於美國通脹仍高於聯儲的2%目標，這一預期的降息周期已多次推遲。這些變動超出了能源政策制定者的職權範圍，但對未來幾年能源轉型的速度至關重要。


來自商業來源的資金支持了大約73%的整體能源投資，儘管公共資金在中國大陸和一些其他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EMDE）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上圖展示了不同來源的融資在全球能源投資中的比例及其變化，並強調了商業融資在能源投資中的主導地位，以及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中公共融資所扮演的更大角色。

左側圖表是2015-2023年融資來源的變化，這部分圖表展示了從2015年到2023年間，全球能源投資的不同融資來源的比例變化。橫軸是年份（2016年至2023年），縱軸是融資來源的百分比（%）。圖中顯示了三種類型的融資來源：

  • Commercial（商業融資）：綠色區域，代表由私人企業和家庭的股權投資，以及來自金融機構的債務。
  • Public（公共融資）：藍色區域，代表來自國有銀行、主權財富基金和養老基金的資金。
  • DFI（開發金融機構）：黃色區域，代表來自開發金融機構的融資。

數據顯示，商業融資佔了絕大部分，約為73%，而公共融資和DFI的比例相對較小。右側圖表則是按類別劃分的融資來源，為2018-2023年的平均值。這部分圖表展示了不同類別和地區的融資來源的平均比例，橫軸是百分比（%），縱軸是不同的地區和類別；不同地區和類別的數據如下：

  • EMDE：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 China：中國大陸
  • Advanced economies：發達經濟體
  • Fossil fuels：化石燃料
  • Clean energy：清潔能源

而每個類別內的顯示三種類型融資來源：

  • Commercial（商業融資）：綠色區域
  • Public（公共融資）：藍色區域
  • DFI（開發金融機構）：黃色區域

右側圖表的數據顯示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以及中國大陸，公共融資的比例較大，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公共融資占比顯著高於發達經濟體。在發達經濟體，商業融資佔了大部分。化石燃料和清潔能源投資中，商業融資仍然佔主導地位，但清潔能源投資中公共融資和DFI的比例相對更高。

這張圖表清楚地顯示了商業融資在全球能源投資中佔據主導地位，但在中國大陸和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公共融資扮演了更大的角色。這反映了不同地區和經濟體在能源投資資金來源上的差異，以及公共部門在推動能源轉型中特別是在清潔能源領域的重要作用。這些信息對於理解全球能源投資的資本結構和制定有效的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與此同時，進行投資的實體也在發展中，家庭逐漸通過在能效提升、電動車和屋頂太陽能的支出中佔據更大的份額。


上圖展示了全球能源投資的資金來源變化，特別強調了家庭在效率提升、電動車和屋頂太陽能方面的投資份額逐漸增加。圖表分為兩部分：左側顯示了2015至2023年間投資來源的變化，右側顯示了2018至2023年不同地區和類別的平均投資來源。

左側圖表顯示了2015-2023年投資來源的變化，這部分圖表展示了從2015年到2023年間，不同投資來源在全球能源投資中的比例變化。橫軸是年份（2016年至2023年），縱軸是投資來源的百分比（%），圖中顯示了三種類型的投資來源：

  • Governments（政府）：藍色區域，代表由政府和國有企業進行的投資。
  • Households（家庭）：淺綠色區域，代表由家庭進行的投資。
  • Corporates（企業）：深綠色區域，代表由私營企業和上市公司進行的投資。

左側的數據顯示，企業投資佔據了絕大部分，約為60%至70%。家庭投資逐漸增加，特別是在效率提升、電動車和屋頂太陽能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政府投資相對穩定，但其比例在整體投資中有所下降。

右側圖表則顯示了按類別劃分的投資來源，為2018-2023年平均值。這部分圖表展示了不同地區和類別的平均投資來源比例，橫軸為百分比（%），縱軸為不同的地區和類別，這些不同地區和類別的數據如下：

  • EMDE：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 China：中國大陸
  • Advanced economies：發達經濟體
  • Fossil fuels：化石燃料
  • Clean energy：清潔能源

每個類別內顯示了三種類型投資來源：

  • Governments（政府）：藍色區域
  • Households（家庭）：淺綠色區域
  • Corporates（企業）：深綠色區域

右側圖表的數據顯示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政府投資佔了較大比例。而在中國大陸，企業投資和政府投資比例較高，而家庭投資相對較少。在發達經濟體中，企業投資佔主導地位，家庭投資也佔一定比例。在化石燃料投資中，政府投資佔較大比例。在清潔能源投資中，企業投資佔主導地位，但家庭投資比例也顯著增加。

本張圖表IEA顯示了全球能源投資的資金來源變化，其中企業投資仍然是主要來源，但家庭在效率提升、電動車和屋頂太陽能方面的投資份額逐漸增加。不同地區和類別的投資來源存在顯著差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更多依賴政府投資，而發達經濟體則更多依賴企業和家庭投資。這些變化對於理解全球能源投資的動態和制定針對性的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債務融資在電力、電網和已開發市場中使用得更為顯著，而在新興技術、終端使用技術、化石燃料供應和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 (EMDE) 中則更常見較大的股權投資。


上圖展示了2018年至2023年間，不同能源資產和地區的資本結構，特別是債務融資在各領域和地區的使用情況。圖表分為兩部分：左側顯示了按能源資產分類的債務佔比，右側顯示了按地區分類的債務佔比。

左側圖表按能源資產分類的債務佔比（2018-2023年），這部分圖表展示了在不同能源資產中，債務融資所佔的比例。橫軸是債務佔比（%），縱軸是不同的能源資產類別，這些能源資產類別包括：

  • Fossil power（化石能源發電）
  • Grid and storage（電網和儲能）
  • Clean power（清潔能源發電）
  • Transport（運輸）
  • Buildings（建築）
  • Fossil fuel supply（化石燃料供應）
  • Industry（工業）
  • Clean fuels（清潔燃料）

左側圖表的數據顯示債務融資在化石能源發電和電網儲能中的使用比例最高，均接近60%；清潔能源發電和化石燃料供應的債務佔比也較高，約在50%左右；運輸、建築和工業的債務佔比相對較低，尤其是清潔燃料，債務佔比最低，不到30%。

右側圖表則是按地區分類的債務佔比（2018-2023年），這部分圖表展示了在不同地區，債務融資所佔的比例。橫軸是債務佔比（%），縱軸則顯示不同的地區，這些地區包括：

  •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中美和南美）
  • India（印度）
  • Other developing Asia（其他發展中亞洲）
  • China and developed Asia（中國大陸和發達亞洲）
  • North America（北美）
  • Middle East and Africa（中東和非洲）
  • Europe（歐洲）
  • Eurasia（歐亞地區）

右側圖表的數據顯示中美和南美的債務佔比最高，接近60%；印度和其他發展中亞洲地區的債務佔比也較高，約在50%左右；中國大陸和發達亞洲、北美、中東和非洲、歐洲的債務佔比大致相當，均在40%左右；歐亞地區的債務佔比最低，不到40%。

透過上圖IEA顯示了不同能源資產和地區的資本結構，特別是債務融資的使用情況。債務融資在化石能源發電和電網儲能中最為突出，而在清潔燃料和工業中的使用比例較低。地區方面，中美和南美、印度及其他發展中亞洲的債務佔比相對較高，而歐亞地區的債務佔比最低。這些數據有助於理解全球能源投資的資本結構和融資模式，並為制定針對性的投資和融資策略提供參考。


清潔能源正在重塑私營部門（包括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資金在中國大陸和支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中的化石燃料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自2016年以來，能源資產的類型發生了顯著變化，但資本來源的變化相對較小。從2016年到2023年，清潔能源在總能源投資中的比例從約50%增加到63%。在此期間，私營部門的資金來源佔了大部分，2023年佔比達到73%。在淨零排放（NZE）情景中，這一比例在2030年仍然大致相同，但絕對值上意味著私營部門支出增加了1.5萬億美元。

公共資金的角色——即國有企業（SOE）、公共資產（如政府建築和公共車隊）的股權，以及各種補貼和稅收激勵措施——略有減少。在EMDE中，公共資金佔比更大，2016至2023年間佔32%，而在發達經濟體中為14%。債務可持續性在EMDE中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債務佔GDP的比率至少達到75%——因此在這些市場中調動更多的私營資金將是必要的。

2015至2023年期間，全球能源資產中的政府投資大致穩定在約37%的水平。政府在化石燃料資產所有權中尤其顯著，這意味著它們在中東、俄羅斯和裡海地區等高化石燃料生產地區的能源部門中最為活躍。隨著這些經濟體對能源轉型作出回應，許多SOE仍將負責電力網絡和大型發電，而政策制定者正越來越多地將他們的SOE定位為能源轉型中的關鍵角色。然而，隨著最終用戶部門逐漸佔據總投資的更大份額，SOE在全球能源融資中的角色預計會逐步減少。

在中國大陸，政府所有權佔所有能源資產的60%，在化石燃料領域尤為明顯，幾乎所有資產都是政府所有。中國大陸已採取措施支持大型SOE和國有銀行增加清潔能源融資，包括通過制定可持續金融法規和激勵措施，因此儘管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增加，國有資產的地位預計仍將保持突出。

隨著近年來能源轉型勢頭增強，我們看到家庭投資有所增加。其新支出的份額從2015年的9%增加到2023年的18%。這是由於屋頂太陽能、建築能效和電動車購買的增長。隨著家庭在能源投資中佔據更大的份額，負擔能力和生活成本問題可能會在來年對投資產生潛在的抑制作用。與企業或政府不同，消費者融資受到不同約束的影響——用途限制、申請流程、利率和費用等——需要特定的政策和融資工具。支持消費者融資的金融機構與為大型項目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有不同的特徵。這一系統的根本變化強調了需要為家庭制定針對性的措施，支持其向可持續能源實踐過渡。

資本結構——即用於為能源資產融資的債務和股本的組合——在過去8年中保持相對穩定，約為46%的債務。這在不同的能源資產和地區之間差異很大。化石燃料的債務佔比最低，約為40%。在過去兩年中，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進行了大量償債；在此之前，商品價格低迷削弱了化石燃料公司的盈利能力，限制了它們使用保留收益來償還債務的能力。對於清潔能源發電，債務佔比接近50%——低於2010年代末的60%——這是由於高前期資本投資的需求。這一變化部分是由於該行業的增長機會和設備成本下降，但也因為先前安裝的清潔能源發電項目的前期資本債務的合同償還。同時，在最終用戶部門——家庭參與度較高的領域——債務融資的比例為45%，接近所有能源資產的平均水平。

減少債務融資可用性的不可確定性對能源轉型至關重要。在NZE情景中，約45%的清潔能源投資依賴於債務，特別是在電網投資中，債務佔資本支出的比例超過50%。這一趨勢將引發對國家維持高水平借貸能力的擔憂，特別是在EMDE。債務是以公司或項目融資的方式提供的也很重要。電網通常以公司融資的方式融資，而太陽能光伏和風能則越來越多地以項目融資的方式進行。這在EMDE中特別重要，在那裡，如果不解決公用事業的基本財務健康狀況，向公用事業提供公司基礎的貸款將面臨挑戰。

同時，股本融資在資助高前期風險的清潔能源技術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如地熱或水電——或不太成熟的技術如電池儲能、碳捕集和低碳氫。隨著這些技術的成熟，風險應該會降低，使更多的債務可以被使用。長期建設時間，如電網和核電，也增加了技術風險。

同樣，在不太成熟的市場中，即使是成熟技術也可以依靠更大比例的股本來承擔開發和建設階段的風險。隨著新技術和市場建立業績記錄，有可能隨著政府實施支持政策以增強穩定現金流的商業模式，債務比例會增加。這在某些EMDE中特別重要，在那裡，有限的股本供應（如在非洲）對可融資項目的發展構成了制約。這正是開發金融機構（DFI）可以介入提供資金而不增加EMDE國家債務負擔的地方。



金融市場參與者的趨勢（Trends for Financial Market Actors）

金融機構繼續宣布淨零目標或排放披露計劃，但2023年流入可持續基金的資金減少，反映出市場情緒的不穩定。


上圖展示了金融機構在淨零排放目標和排放披露計劃方面的趨勢，以及2023年可持續基金流入量減少反映出市場情緒的波動。左側圖表為淨零排放目標和Scope 3排放披露，這部分圖表展示了在2018年、2020年和2022年，採取淨零排放目標和範疇3排放披露的金融機構數量。橫軸為機構數量，縱軸為年份（2018、2020、2022）；不同類別的數據如下：

  • Targets（目標）：綠色區域，代表採取淨零排放目標的金融機構。
  • Emissions Disclosure（排放披露）：藍色區域，代表承諾進行Scope 3排放披露的金融機構。

左側圖表數據顯示從2018年到2022年，採取淨零排放目標和範疇3排放披露的金融機構數量顯著增加。2022年，採取淨零排放目標的機構數量大約是2018年的四倍；2022年，承諾進行「範疇3」排放披露的機構數量也顯著增加，顯示出更多的金融機構開始關注碳排放的透明度。

右側圖表顯示可持續基金流動，這部分圖表展示了2023年每季度歐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可持續基金流動情況，以及總資產淨值的變化。橫軸表示季度（Q1 2023、Q2 2023、Q3 2023、Q4 2023），左側縱軸表示可持續基金流動（十億美元），右側縱軸是總資產淨值（兆美元）；不同地區的數據如下：

  • Europe（歐洲）：深紫色區域
  • North America（北美）：淺紫色區域
  • Rest of world（世界其他地區）：灰色區域
  • Total net assets（總資產淨值）：黃色折線

右側的圖表數據顯示2023年第一季度，歐洲的可持續基金流入量最高，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減少；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可持續基金流入量在2023年也有所減少，特別是在第四季度。總資產淨值在2023年保持相對穩定，但市場情緒的波動導致了可持續基金流入量的變化。

這張圖表IEA展示了金融機構在淨零排放目標和排放披露方面的增長趨勢，以及2023年可持續基金流入量的減少，反映了市場情緒的波動。儘管更多的金融機構承諾進行碳排放透明化，但可持續基金的流動量在2023年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在第四季度，顯示出市場對可持續投資的信心有所動搖。這些信息對於理解金融市場在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動態和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補充一下所謂的Scope 3排放是指企業在其價值鏈上下游發生的間接排放，這些排放源於企業自身業務運營以外的活動。Scope 3排放包括來自供應商、分銷商、客戶和其他外部合作夥伴的碳排放。Scope 3排放的分類可以分為15個不同的類別，涵蓋了從供應鏈到產品使用的所有間接排放來源。Scope 3 排放的具體類別包括：

  1. 採購的商品和服務：企業從供應商那裡採購的產品和服務所產生的排放。
  2. 資本貨物：企業購買的長期使用的資產，如設備和建築物所產生的排放。
  3. 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不包括Scope 1和Scope 2）：燃料的提取、運輸和生產過程中的排放，這些燃料在企業的運營中使用。
  4. 上游運輸和分銷：供應商將產品運輸到企業的過程中的排放。
  5. 廢棄物處理：企業在運營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的處理過程中的排放。
  6. 員工通勤：員工上下班所產生的排放。
  7. 業務旅行：員工出差所產生的排放。
  8. 租賃資產（上游）：企業租賃的資產在運營過程中的排放。
  9. 運營租賃資產：企業租賃給其他公司的資產的運營排放。
  10. 下游運輸和分銷：企業產品運輸到客戶過程中的排放。
  11. 產品的使用階段：客戶在使用企業產品過程中所產生的排放。
  12. 產品使用後的處理：企業產品在使用壽命結束後的廢棄和處理過程中的排放。
  13. 租賃資產（下游）：企業租賃給其他公司的資產的運營排放。
  14. 授權經銷商：經銷商在分銷企業產品過程中的排放。
  15. 投資：企業對其他公司的投資活動所產生的排放。


可持續基金在2024年初反彈，金融行業逐漸關注可信的轉型計劃而非僅是排放披露

可持續金融法規最近為清潔能源投資提供了順風助力，但2023年對可持續投資實踐來說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一年。第四季度，可持續基金首次出現了淨流出，尤其是在歐洲——這裡佔了按價值計算的84%的可持續基金。隨著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問題日益政治化，流出在美國已成為常態，並且已持續了五個季度。與此同時，在歐洲，可持續基金持續吸引了比傳統基金更大的比例流入，但兩者在2023年逐漸趨於一致，市場收緊時，主動管理的可持續基金首次出現了流出。這可能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包括許多基金經理增加了對政府債券的配置，以及對可持續基金分類的擔憂。儘管存在這些擔憂，2023年全球可持續基金的價值增加了8%，這主要是由於成長股（那些專注於長期潛力的股票）的反彈所推動。

在美國，對ESG的反對不僅影響了可持續基金。二月份，兩家最大的美國資產管理公司——摩根大通和道富——退出了Climate Action 100+（CA100+），這是一個由投資者主導的旨在鼓勵大排放者減排的倡議。貝萊德也縮減了其在該倡議中的參與，將參與從其美國業務轉移到較小的國際部門。CA100+也在歐洲看到退出，包括瑞士再保險公司在2024年3月退出，大多數公司認為他們可以通過與排放者的獨立接觸實現類似的目標。2024年的代理投票模式分析顯示，對與氣候相關決議的支持仍然很強，但大多數這些決議集中在排放披露上。在CA100+旨在增加對氣候轉型計劃實施的關注，以及推動改進披露的時候，這些退出發生了。

目前，越來越多的強調從披露轉向實施轉型計劃，尤其是在資產所有者中，他們在融資鏈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因為他們能夠影響公司戰略和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2023年12月，聯合國發起的淨零資產所有者聯盟（NZAOA）發布了關於如何加強對轉型計劃參與的指導，同時開發了其自身活動的可信計劃。幾個月後，NZAOA還發布了資產管理公司指南，關於如何通過加強氣候管理來支持其資產所有者客戶。


銀行業也在努力遵守更嚴格的氣候披露規範，同時避免限制關鍵行業而減緩實際經濟增長

銀行在能源項目融資中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們擁有大量資本（主要用於債務融資），並且它們在項目和企業層面以及家庭層面提供資金。在NZE場景下，家庭在能源供應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銀行可以通過設計可持續貸款產品和與其融資的公司進行接觸來支持能源轉型。同樣，銀行可以創建量身定制的消費者貸款產品，以通過綠色抵押貸款等產品激勵家庭層面的清潔能源支出。

銀行業內部存在顯著的多樣性，銀行在能源轉型中的角色可能會因其規模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由聯合國召集的淨零銀行聯盟（NZBA）發揮了領導作用，致力於推動去碳化貸款的方法、開發轉型金融工具以及促進化石燃料的有序淘汰。目前，有超過140家銀行是NZBA的成員，擁有淨零承諾的銀行持有全球大約40%的銀行資產。儘管如此，根據彭博的數據，清潔能源資金（包括債務和股權承銷）與化石燃料的資金比例略有惡化：2021年，每1美元貸款給化石燃料行業，清潔能源公司獲得75美分。到2022年，這一比例下降到73美分（最新可用數據）。

銀行業的可持續金融法規主要集中在改進披露。例如，在2023年11月，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一個草案氣候披露框架供諮詢，旨在改進追蹤銀行在氣候相關活動方面的進展。然而，幾家銀行對用於衡量這些活動的指標表示擔憂。目前，主要使用的指標是融資排放（即銀行的範疇3排放），但這些排放並未被公司廣泛報告，而且很難準確估算。此外，是否將融資排放作為氣候風險的最佳代理指標仍存在爭議，銀行則主張使用多種指標，包括與轉型金融相關的計算。

更嚴格的法規增加了難以減排行業無法在具有更嚴格氣候法規的市場中獲得銀行融資的風險。這迫使這些企業在法規較寬鬆的市場中籌集資本，而在這些市場中，銀行也不太可能與公司就轉型計劃進行接觸。這種做法——金融碳洩漏——可能會延遲實際經濟中的變革。避免這一結果意味著需要增加承諾淨零的銀行數量，同時確保可持續金融法規考慮轉型融資。


Box 1.1. 增長中的國內私人金融部門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清潔能源中的參與

貨幣風險經常被認為是能源項目高融資成本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同時也加劇了EMDE國家的債務問題。鑑於投資需求的規模，來自發達經濟體的資金仍然非常重要。對沖產品等解決方案允許硬貨幣資金提供者以當地貨幣貸款，但這些解決方案可能增加融資安排的複雜性和成本。因此，貸款以當地貨幣進行並且較少受到外部衝擊影響的國內金融機構也發揮著關鍵作用。

目前，國內資本在能源融資中的角色根據當地市場的深度存在顯著差異。在一些較大的EMDE（如印度和巴西）或金融部門發達的地區（如東盟），國內融資佔主導地位。在這些市場中，各種方法允許當地資本提供者以可負擔的利率投資於能源項目，包括如東盟的可持續債券發行工具，或如印度的政府吸收部分商業貸款成本的機制。

在金融部門不太發達的EMDE（如撒哈拉以南非洲），養老金基金等機構投資者通常主要投資於政府證券，對基礎設施等其他投資類別缺乏熟悉。新的機制正在出現以挖掘這一資本來源。例如，在尼日利亞，InfraCredit——一家當地貨幣擔保提供者——在過去五年中幫助了19家當地養老金基金進入能源部門，動員了2.06億美元。這群投資者最有可能投資於運營資產，包括通過再融資結構來釋放綠地項目的開發資本。


上圖展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深度指標，並與全球平均值進行比較。

金融深度指標（Financial depth indicator）是指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市場的成熟度和規模。該指標基於私人部門的國內信貸和上市公司市值進行計算。全球平均值以圖中用橙色虛線表示，作為各國金融深度的參考標準。各國和地區的金融深度：

  • 撒哈拉以南非洲：金融深度指標最低，顯示該地區金融市場規模較小，成熟度較低。
  • 巴西：金融深度略高於撒哈拉以南非洲，但仍低於全球平均值。
  • 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金融深度接近全球平均值，顯示該地區金融市場有一定規模和成熟度。
  • 印度：金融深度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相似，接近全球平均值。
  • 中國大陸：金融深度指標高於全球平均值，顯示該國金融市場規模和成熟度較高。
  • 日本：金融深度指標明顯高於全球平均值，顯示該國擁有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
  • 美國：金融深度指標最高，顯示其金融市場規模和成熟度位居全球前列。

金融市場成熟度差異可以由上圖觀察到發達國家的金融深度普遍高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日本，顯示其擁有更加成熟和規模更大的金融市場。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如中國大陸、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金融深度指標接近或略高於全球平均值，顯示這些地區在金融市場方面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金融深度指標顯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金融市場相對不發達，這可能是影響該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以上數據來源是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基於私人部門的國內信貸和上市公司市值計算。


開發金融機構主要提供債務融資，並在動員私人資本用於可再生能源項目方面取得進展。

上圖說明了開發金融機構（DFIs）在不同地區提供的金融工具，並且特別強調了來自中國大陸的DFIs。左邊區塊顯示的是世界（不包括中國大陸）的DFIs如下：

  • 非洲：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還有少量的股權和贈款。
  • 其他亞洲地區：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也有少量的股權和贈款。
  • 東南亞：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以及少量的股權和贈款。
  • 拉丁美洲：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還有少量的股權和贈款。
  • 裏海和中東地區：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以及少量的股權和贈款。
  • 歐洲：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還有少量的股權和贈款。

右邊區塊顯示的是中國大陸的DFIs：

  • 非洲：幾乎全部是債務融資（ODA和OOF）。
  • 其他亞洲地區：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少量股權。
  • 東南亞：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少量股權。
  • 拉丁美洲：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少量股權。
  • 裏海和中東地區：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少量股權。
  • 歐洲：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
  • 俄羅斯：主要是債務融資（ODA和OOF）。

這裡面有幾個名詞說明一下：

  • ODA（官方發展援助）：優惠資金，主要目的是經濟發展和福利。
  • OOF（其他官方流動資金）：不符合ODA標準的資金，不包括出口信貸。
  • 中國大陸的DFIs：包括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其融資應理解為ODA或類似OOF。

以上資料來源是根據OECD CRS和AidData的全球中國發展金融數據集（版本3.0）計算。

上圖表展示了DFIs在不同地區的資金分配方式，顯示出債務融資在大多數地區的主導地位，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DFIs。


開發金融機構已減少對化石燃料活動的支持，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支持，但這並未伴隨著清潔能源融資的激增。


上圖展示了開發金融機構（DFIs）在2013年至2022年期間對不同技術的融資情況，並特別強調了中國大陸的DFIs。

左側圖表展示了世界（不包括中國大陸）的DFIs：

  • 能源效率（建築物）：藍色
  • 能源效率（運輸）：綠色
  • 能源效率（工業）：橙色
  • 水電：深藍色
  • 風能：綠色
  • 太陽能光伏（Solar PV）：淺綠色
  • 天然氣：紫色
  • 石油：紅色
  • 輸電和配電：棕色
  • 煤炭：灰色
左側圖表顯示從2013年到2022年，DFIs對化石燃料活動的支持有所減少，但這並未伴隨著對清潔能源融資的顯著增加。特別是對石油和煤炭的融資明顯減少，而對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和太陽能）的融資有所增加。

右圖顯示了中國大陸的DFIs：

  • 能源效率（建築物）：藍色
  • 能源效率（運輸）：綠色
  • 能源效率（工業）：橙色
  • 水電：深藍色
  • 風能：綠色
  • 太陽能光伏（Solar PV）：淺綠色
  • 天然氣：紫色
  • 石油：紅色
  • 輸電和配電：棕色
  • 煤炭：灰色

右側圖表顯示中國的DFIs也減少了對化石燃料活動的支持，特別是在2017年達到高峰後大幅減少。然而，對清潔能源的融資並沒有顯著增加，顯示出整體能源投資在逐漸轉向清潔能源方面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根據每年的承諾進行統計。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包括燃料供應和發電，所有中國大陸的融資都指向海外流動資金。數據來源同時根據OECD CRS和AidData的全球中國發展金融數據集（版本3.0）計算。

上圖展示了DFIs在支持化石燃料和清潔能源方面的變化趨勢，突顯了在推動能源轉型方面仍需進一步努力。


發展金融機構（DFIs）在承擔高風險項目方面扮演著關鍵且獨特的角色，但它們面臨著加大融資和擴大私營部門動員的壓力

發展金融機構（DFIs）在推動投資流向可持續和韌性的能源基礎設施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除了直接融資，DFIs 還可以提供政策支持、能力建設以及專注於風險降低的優惠資本，以動員私營資本進入高風險市場或技術。

從2013年到2021年，全球DFI融資累計約為4680億美元，其中中國大陸的DFIs和其他DFIs分別佔56%和44%。雖然中國大陸DFIs的能源融資自2016年達到高峰後有所下降，年均撥款約為270億美元，但其他DFIs的融資相對穩定，年均約為210億美元。DFI融資遍及各個地區，其中非洲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亞太地區和拉丁美洲。俄羅斯也一直通過中國的DFIs獲得全球能源融資。

在金融工具方面，DFIs主要提供債務融資，其次是數量較少的贈款和股權融資。不到一半的總債務融資是以高度優惠的條件提供的，或以官方發展援助（ODA）的形式提供，其中至少10-45%的貸款是贈款等價物。其餘的則以較少優惠的條款提供，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近80%的DFI融資是以美元和歐元提供的，來自中國大陸以外DFIs的本地貨幣貸款則有限。這突顯了需要更好地設計適合EMDE借款人需求的發展金融工具。

在技術方面，約65%的DFI融資用於清潔能源，其中對交通運輸和輸配電網的能源效率投資佔比超過40%。值得注意的是，化石燃料的融資仍在繼續，儘管提供者較少。這包括中國的DFIs，根據其2021年的承諾，已停止為海外新的煤炭項目提供資金，但仍為油氣項目提供資金。

有多個跡象表明DFIs在能源融資中的參與度有所增加。根據最新數據，來自中國大陸以外DFIs的能源相關部門融資在2022年達到創紀錄的310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超過50%。多邊開發銀行（MDBs）在2017年承諾將其財務流動對齊巴黎協議，該承諾於2023年生效，最終形成了巴黎對齊的MDBs聯合評估框架。中國大陸的能源開發金融也顯示出復甦跡象，在2023年10月的第三屆「一帶一路」論壇上宣布了一些重大計劃，如承諾向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各注資近480億美元，用於資助「小而精」的項目，重點是綠色投資，並向絲路基金補充110億美元，這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投資平台。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越來越多地通過國有商業銀行（如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擴大融資，特別是通過與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在內的多邊機構共同組織的聯合貸款。

雖然DFIs需要繼續將其自身資本引入EMDE，包括作為捐助國政府發展援助的實施夥伴，但確保這些資源也能有效動員私營部門至關重要。從2012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動員120億美元的私營部門氣候資金，其中近80億美元流向能源、工業、建築和交通運輸部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是私營資本動員的最大受益者（佔34%），其次是亞洲（29%）和非洲（22%），這表明中等收入國家更可能成為私營部門融資的目的地。在NZE場景下，到2030年私營資本在所有EMDE地區的融資增加。因此，找到能夠利用DFI資本來降低低收入國家私營投資風險的解決方案將對實現投資目標至關重要。

上圖顯示了2020年至2022年期間，在與能源相關的部門中，為應對氣候變遷而動員的私人資金平均數據。圖表中根據不同的資金來源和部門進行了區分：

  • 非再生能源發電：在此類別中的私人資金動員量非常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部分資金主要來自於簡單聯合融資，幾乎沒有其他形式的資金支持。
  • 能源分配和能源政策：這兩個部門的私人資金動員量相對較少。主要的資金來源為債務融資，也有少量來自簡單聯合融資。
  • 交通與倉儲：該部門動員了相對較多的私人資金，主要來自股權融資，其次是債務融資，少量來自簡單聯合融資。
  • 工業與建設：此部門的資金動員量相對較大，主要來自於股權融資，債務融資 和保證融資。
  • 再生能源發電：這是所有部門中動員私人資金最多的部分。主要資金來源包括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簡單聯合融資和保證，其中債務融資和保證佔比最大。

本圖說明了在不同的能源相關部門中，私人資金動員的規模和方式有很大的差異，並強調了再生能源發電部門對私人資金的吸引力。


當前來自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的國家自主貢獻（NDCs）中所包含的財務支持請求，遠低於為實現其2030年目標所需的清潔能源投資水平。


上圖顯示了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中的各個地區在2020年至2030年期間，清潔能源投資與條件性國家自主貢獻（NDCs）中的能源減排財務支持請求之間的差距。橙色條形（APS）代表在已公佈的承諾情境下，各地區所需的清潔能源投資；綠色條形（Conditional NDCs）代表各地區在條件性國家自主貢獻中，為實現能源減排所提出的財務支持請求。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所有顯示的地區中，條件性NDCs中所提出的財務支持請求明顯低於實現清潔能源投資所需的水平，這表示現有的財務支持請求可能不足以達到2030年所需的清潔能源投資目標。其中東南亞和非洲地區的清潔能源投資需求最大，然而這些地區提出的財務支持請求卻相對較少；而中東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情況類似，儘管有大量的清潔能源投資需求，但他們提出的財務支持請求也相對較低。歐亞地區的差距則相對較小，表明該地區可能在條件性NDCs中對其清潔能源投資需求的認識較為充分。本圖突顯了在實現2030年清潔能源投資目標上，這些地區需要更多的財務支持，以縮小與目標之間的差距。


… 但預計在2025年提交的下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s），將讓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反思其投資需求，提供更明確的指引，說明氣候資金應該流向何處。

增強全球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可以通過氣候資金流向EMDE來支持清潔能源投資。各國在其國家自主貢獻（NDCs）中提出了短期到中期的氣候承諾。大多數NDCs都有涵蓋能源部門的目標。目前約有70%的NDCs包含一個有條件的部分，其實施取決於一系列可能的條件，包括財務、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一些國家具體說明了他們為實施有條件的NDC部分所需的財務支持水平，這有助於增加這些承諾的清晰度、透明度和理解。

然而，由於數據的分散性和缺乏標準化，分析NDCs中報告的清潔能源投資所需的財務支持變得困難。總體而言，目前報告的水平低於各國為達成自身2030年清潔能源目標所需的投資。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首份關於EMDE投資需求的報告中，財務常設委員會也得出結論，UNFCCC的九種類型國家報告中，投資支持請求存在重大缺口。這種差異可能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例如，一些EMDE可能不需要國際財務支持來實施其自身提出的減排措施（如一些高收入、高排放國家沒有有條件的NDC部分）。一些NDCs可能沒有完全涵蓋必要的清潔能源投資，這也可能是由於缺乏詳細的規劃。另一個因素可能是數據的有限性或估算清潔能源投資需求的能力有限。非洲國家在其NDCs中包括的財務支持需求估算與國際能源署的已公佈承諾情景（APS）密切對應，這使它們顯得格外突出。

預計在2025年初提交的下一輪NDCs，為各國提供了根據第一次全球盤點（GST）的結果採取行動的關鍵機會。這一過程在COP28達成了高潮，評估了巴黎協定目標的集體進展。這也將是一個機會，以增強各國對於實現2030年和2035年NDC目標所需的清潔能源投資需求的評估清晰度和透明度。基於此，巴西作為G20和COP30的主席國，已將支持各國將下一輪NDCs轉化為可投資計劃作為優先事項。NDCs中更清晰的財務支持需求評估也將是討論新集體量化目標（NCQG）的重要投入，該目標將取代2009年設定的每年1000億美元的目標。目前圍繞NCQG的討論涉及其可能的規模、範圍和結構，這些討論將在COP29達到高潮。



金融工具趨勢(Trends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利率上升導致自2022年以來可持續債券發行量下降了14%，投資者的擔憂引發了與可持續性相關的債務融資的減少……


上圖顯示了自2016年至2024年可持續債券發行的趨勢，並強調了利率上升對於可持續債券發行的影響。左側縱軸以十億美元 (2023 MER) 為單位，顯示可持續債券的發行量；右側縱軸顯示能源和公用事業占公司發行的比例 (%)；橫軸表示年份，從2016年到2024年第一季度。圖中提到不同類型的可持續債券如下：

  • 綠色債券 (Green bond)：綠色部分，顯示為每年的主要可持續債券發行量。
  • 綠色貸款 (Green loan)：綠色貸款發行量逐年增加。
  • 可持續發展債券 (Sustainability bond)：藍色部分，顯示此類債券的發行量。
  • 可持續發展相關債務 (Sustainability-linked debt)：淺藍色部分，顯示此類債務的發行量。
  • 轉型債券 (Transition Bond)：紫色部分，顯示此類債券的發行量，但相對較少。
灰色虛線顯示能源和公用事業占公司發行的比例，這條線顯示該比例在2022年後有所下降。

自2022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可持續債券的發行量下降了14%，這主要是由於利率上升和投資者對可持續性相關債務融資的擔憂所致；雖然可持續債券發行在2021年達到峰值，但在2022年和2023年有所減少。綠色債券和綠色貸款仍然是主要的可持續債務工具，但其他類型的債務，如可持續發展債券和轉型債券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 但新的「綠色」債務發行——特別是綠色債券——保持穩定，並且由於主權發行，2024年初的跡象是積極的

2023年可持續債務發行量達到約1.2萬億美元，連續第三年超過1萬億美元。然而，這比2022年的水平下降了14%，比2021年的高峰下降了23%。在過去兩年中，利率上升是一個限制因素，發行的數量和規模都有所減少。在此期間，能源和公用事業公司的債務發行量也從2021年的高峰超過2800億美元降至2023年的2290億美元——儘管仍高於2020年的水平。

最大的下降主要集中在與可持續性相關的債務上，2023年此類債務發行量較前一年下降了50%，僅達到2840億美元。按行業劃分，房地產顯示出最大的下降，其次是公用事業和汽車製造業。這種下降的一部分可能是由於投資者對可持續性相關債務作為推動快速轉型工具的可信度產生疑慮，以及行業特定因素，如美國商業房地產市場的萎縮。與此同時，綠色債券——最成熟的可持續債務工具——的新發行量在2023年達到創紀錄的6500億美元，佔總發行量的一半以上。綠色債券發行量的穩步增加主要來自主權國家，特別是中國、英國、意大利和德國。

可持續債務發行仍然集中在發達經濟體，這些國家佔比超過四分之三，而中國則佔11%。然而，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EMDE）也顯示出增長跡象，其發行份額從2020年的8%上升到2023年的14%。這主要是由於使用案例的擴展，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兩大綠色氫氣債券發行，以及智利政府發行的主權可持續性相關債券。歐元和美元仍然是主要發行貨幣，分別佔38%和28%。儘管這有助於吸引國際投資者，但它也使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行人暴露於貨幣風險。在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債務水平上升的情況下，通過可持續債務工具以較低利率借款使其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工具，特別是用於融資大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

2024年初的跡象顯示，當年的可持續債務發行前景普遍樂觀。儘管可能由於政治事件出現一些波動，但市場的基本面，特別是對綠色債券的基本面仍然強勁，並且預計在過渡金融等領域將會增長（見下文）。此外，2024年生效的歐洲綠色債券標準預計將通過加強披露要求來提高市場信心。


過渡金融工具正在成為推動更多資金流向高排放部門的一種有前途的手段，但進一步努力以統一過渡計劃的標準是必要的

要實現近零排放(NZE)情境需要廣泛的投資。其中一些可以輕易歸類為清潔能源，但許多其他的則難以明確定義。在NZE情境下，到2030年，能夠提供或促進零排放能源或能源服務的技術將佔支出的47%，而那些提供減排但本身不提供零排放能源或能源服務的技術將佔7%。這兩類技術都難以吸引專門為清潔能源而分配的資金，並有被投資者排除在外的風險，因為投資者正努力使其投資組合去碳化。過渡金融是一個可以支持這些活動的框架。

包括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氣候債券倡議(CBI)、全球金融聯盟(GFANZ)、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在內的多個組織已經制定了過渡金融指南，涵蓋了如改造和實體資產增強、替代化石燃料使用的投資，以及金融機構參與的角色。儘管有這些指南，但過渡金融方法學仍然存在顯著差異，ICMA發現了三種重疊的定義，從經濟範圍到僅限於難以減排的部門。

過渡相關債券一直是難以減排部門的首選標籤工具。在過去三年中，石油精煉和營銷、工業以及金屬和採礦部門佔發行總量的34%；相比之下，這些部門在同一時期內的綠色債券發行量僅佔15%。2023年，過渡相關債券發行量僅為35億美元，不到所有可持續債務發行量的1%，並且主要集中在日本、意大利和中國大陸。


上圖顯示了2021年至2023年間，不同產業在發行綠色債券和過渡相關債券中的佔比，左邊的圓餅圖顯示綠色債券（Green bonds），右邊的圓餅圖顯示過渡相關債券（Transition-related bonds）：

  • 綠色債券：
    • 其他材料（如化學品等）佔最大比例，達到43%。
    • 其次是其他行業，佔24%。
    • 工業部門佔11%。
    • 可再生能源部門佔14%。
    • 航空業佔1%。
    • 其他能源部門佔2%。
    • 燃料精煉和市場行業佔4%。
  • 過渡相關債券：
    • 公用事業部門佔最大比例，達到63%。
    • 其次是金屬和礦業部門，佔20%。
    • 其他能源部門佔6%。
    • 燃料精煉和市場行業佔8%。
    • 航空業佔2%。

這些數據表明，綠色債券的發行主要集中在多元化的行業上，而過渡相關債券的發行則更集中於與能源和公用事業相關的部門，特別是在公用事業領域。


制定可行的、以科學為基礎的過渡計劃是擴大過渡債務工具使用的第一步。過渡計劃通常被理解為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並闡明過渡路徑、行動和階段性目標。這些要素對於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互動以及進度的追蹤至關重要。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對於建立過渡活動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例如，歐洲和新加坡正在使用分類法來定義過渡活動，而日本則創建了行業路線圖。根據地區方法的不同，涵蓋範圍可能有所不同，但分類法和路線圖都可以支持資金增加，特別是在投資者可能受制於覆蓋可持續金融更嚴格規則的先進經濟體中。

即使提供了更強有力的過渡計劃和路線圖，仍然存在一些額外的障礙。例如，在發行者方面，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創建過渡計劃和追蹤進展所需的數據並非總是可用。因此，外部支持可能是必要的，以幫助這類金融工具的開發，至少在初期，這類工具只對具有開發這些數據資源的大型公司可行。在供應方面，許多EMDE的主權評級低於投資級別，這使得他們難以通過諸如債券等工具從資本市場吸引投資，而沒有來自優惠性金融提供者的去風險支持。特別是在化石燃料密集型能源結構的EMDE中，這種優惠性金融的使用可能對現實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它能夠吸引更多私營部門投資者的情況下。另一個挑戰是，許多投資者的淨零排放目標依賴於資助排放作為其主要指標之一。即使過渡活動可能符合某個分類法或路線圖，但它們通常比純粹的清潔活動有更高的排放，這可能會影響投資者減少其資助排放的努力。因此，需要進一步考慮適當的指標，以監測機構在推動未來能源過渡資金加速方面的正確進展。


上圖顯示了2019年至2023年間，不同國家發行過渡相關債券的金額分佈情況。每個顏色代表一個國家，並展示了各國在每一年發行的過渡相關債券總額。2022年 是過渡相關債券發行的高峰期，總額接近40億美元，其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深紫色）占了最大部分，其次是英國（淺棕色）和日本（淺藍色）。2023年 發行量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較高水平，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日本和意大利（藍色）是主要的發行國。2020年和2021年，日本、意大利和法國（綠色）是過渡相關債券發行的主要國家。2019年，過渡相關債券的發行量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綠色）和法國。這些數據顯示了過渡相關債券在不同國家的發行趨勢，並且反映了特定國家在推動能源轉型和減排方面所做出的金融努力。


Box 2.1 日本氣候轉型債券（JCTBs）的發展

2024年2月，日本發行了全球首批主權轉型債券，即日本氣候轉型債券（JCTBs）。這次發行了兩批，每批8000億日圓（50億美元），期限分別為5年和10年。這些債券由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s Initiative）認證，並基於日本的國家轉型戰略。

日本於2023年2月發布的《實現綠色轉型的基本政策》包含了22個工業部門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詳細投資計劃，以及引入碳定價的承諾。根據該投資計劃，政府預計將動用20萬億日圓（1300億美元）的公共資本，通過公共和私人融資，到2050年實現超過150萬億日圓（1兆美元）的投資。該計劃還附有各行業的轉型路線圖，由公共和私人利益相關者的專家委員會共同制定。這些路線圖使投資者能夠識別轉型活動，並且也可以供公司用於內部轉型規劃。投資計劃還特別強調新興技術，這些技術將獲得JCTBs收益中的一半以上。

JCTBs還引入了一種新的碳定價方法。通常，碳定價的收入只能用於未來的能源轉型活動，即在碳稅支付後使用，這會延遲碳定價的影響。但日本的方法是將未來的碳稅收入納入發行計劃，假設政府將使用這些資金來償還債券。這允許政府立即利用預期的未來碳稅收入。

JCTBs的這種方法有可能被重新用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EMDE）。政府扮演信用中介的角色，這可以提高企業的信用度，並消除小規模項目融資的複雜性。信用評級低於投資級的國家可能需要額外的信用增強措施，如來自發展金融機構（DFIs）的擔保，以幫助促進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上圖解釋了「日本氣候轉型債券（JCTBs）」的結構和運作方式。

JCTBs（日本氣候轉型債券）這些債券由日本政府發行，用以籌集資金支持國內的綠色轉型項目，而債券將由日本政府未來的碳定價收入來償還；圖中表示政府將在未來實施碳定價，並用這些收入來償還債券。政府預計將投入20萬億日圓的公共資本，通過公共和私人融資，到2050年實現超過150萬億日圓的投資。這些資金將主要用於支持企業和工業部門的綠色轉型。碳定價的實施：

  • 排放交易系統（GX-ETS）：計劃於2033財年開始，首先在電力行業實行付費拍賣。
  • 化石燃料徵費（GX-Surcharge）：計劃於2028財年開始，針對化石燃料進口商徵收。

圖中也說明碳定價將從較低的水平開始，並逐步上升，以盡早激勵對綠色轉型的投資。


2023年，合規碳定價的收入創下歷史新高；在自願碳市場中，由於過去未使用的碳信用額過剩，加上質量問題的擔憂，導致價格和需求受壓。


上圖顯示了2023年合規碳定價的收入達到歷史新高，同時也展示了在自願碳市場中，由於未使用的舊碳信用額過剩，加上質量問題的擔憂，導致價格和需求受壓的情況。

左側的圖表展示了從2000年至2023年間，合規碳定價的收入及其涵蓋的碳排放量（以全球排放覆蓋率百分比表示）的變化趨勢。圖中可以看到碳稅（Carbon taxes）、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和其他排放交易系統（Other ETS）這三類收入的逐年增長情況。從2015年起，這些收入開始顯著增加，尤其是從2020年後，收入快速攀升，並在2023年達到最高點。

右側的圖表則展示了自2000年以來，能源相關碳信用額的發行和撤回情況。紫色線條代表累積剩餘的碳信用額（Cumulative surplus），橙色和黃色柱狀圖分別代表每年發行的碳信用額（Credits issued）和撤回的碳信用額（Credits retired）。從圖中可以看出，發行的碳信用額一直在增長，特別是在2005年之後，但撤回的碳信用額相對較少，這導致了累積剩餘的碳信用額持續增加。

本圖顯示了合規碳定價收入的增長以及自願碳市場中碳信用額過剩的問題，這反映出市場對碳信用質量的擔憂和由此導致的價格和需求的壓力。


合規碳定價工具在2023年進一步擴展和創新，而自願碳市場則面臨質量問題

碳定價是減少排放、鼓勵低碳技術投資以及減少高排放活動需求的關鍵工具。碳定價工具包括合規碳定價工具（CCPI），如碳稅、排放交易系統（ETS）或兩者的混合體，以及基線和信用系統，這些系統產生碳信用額。這兩種類型的碳定價工具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促進清潔能源轉型的融資。

截至2024年5月，全球共有75個CCPI。所有的CCPI都涵蓋了能源部門，並且覆蓋了全球23%的溫室氣體（GHG）排放。2023年，CCPI的總收入創下了新高，首次超過了1000億美元，其中大約一半來自歐洲的ETS。一些與能源部門相關的重要CCPI發展也隨之發生：加拿大為其最大GHG排放來源——石油和天然氣部門——引入了一個聯邦上限與交易系統的監管框架；同時，作為更廣泛改革的一部分，歐盟通過將其國內航運部門納入ETS擴大了其覆蓋範圍，這部分佔總EU CO2排放量的3%至4%；印尼為電力生產部門引入了一個新的基於強度的ETS；巴西通過了一項新的上限與交易法律草案。此外，2023年10月，EU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也進入了過渡階段——目前僅引入報告要求——以準備在2026年開始的最終制度。

自願碳信用市場在2023年受到了特別的審查，一些項目被指責過度授信、缺乏附加性或助長了人權侵犯。這些問題，加上在COP28關於《巴黎協定》6條規則的談判結果不確定，影響了2023年能源相關碳信用額的發行。2023年的信用額撤銷數量仍然很高，僅次於2022年的高峰。然而，未售出舊信用額的過剩在最近幾年累積，2023年達到約4.8億信用額。這使得大多數能源相關碳信用額的成本遠低於實際減排成本。為了回應一些人對某些舊信用額完整性的質疑，CORSIA已經為合格信用額引入了截止日期。最近還設立了一些倡議來提高碳信用供應的質量（例如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的核心碳原則）以及需求（例如自願碳市場誠信倡議的申索行為準則、北歐自願使用碳信用的最佳實踐守則、芬蘭的自願碳市場良好實踐指南）。


Box 2.3 創新能源獲取的融資解決方案

目前全球仍有7.5億人無法獲得電力，超過20億人沒有乾淨的烹飪解決方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7——到2030年普及能源——從2024年起，每年需要至少420億美元的支出。這代表著支出的大幅增加，尤其是在非洲，那裡的能源獲取項目每年難以吸引超過50億美元的投資。

能源獲取投資特別具有挑戰性，因為這些項目規模較小，而且最終用戶的相關風險通常較高。公用事業的債務不斷增加，使得電網連接放緩，需求刺激的挑戰給迷你電網的商業模式帶來了壓力，而未付款風險則影響了家庭太陽能系統提供商的盈利能力。同時，如果不使用碳信用，則難以使清潔烹飪解決方案對最終用戶保持可負擔性，而這個市場也面臨著信譽問題。

金融集聚解決方案已經成為為獲取能源項目籌集更多私人資本的一種方式。2023年5月，離網電力供應商Sun King完成了一筆由美國花旗銀行牽頭的證券化交易。這筆價值1.3億美元的交易以肯尼亞先令計價，基於預期的未來百萬客戶收入。除了發展金融機構（DFIs），該結構還包括該地區商業銀行的參與。同樣，在2021年，Winch Energy採用了組合貸款的方法——將烏干達和塞拉利昂迷你電網開發的成功招標合併到一個控股公司——為那些原本過小而無法進入金融市場的項目籌集了1600萬美元。

在農村地區以及脆弱和衝突頻發的國家，補助金和優惠資本仍將發揮關鍵作用，但集聚可以將私人資本引入一些更具商業性的項目。


上圖顯示了非洲地區在2019年與2024年至2030年間，年度能源獲取投資的比較。圖表中分別展示了兩類投資：電力（Electricity）和清潔烹飪（Clean cooking）。從圖中可以看出，2019年的年度能源投資較低，主要集中在電力領域，而清潔烹飪的投資幾乎沒有。相比之下，預計在2024年至2030年間，年度能源獲取投資將大幅增加，尤其是在電力領域，而清潔烹飪的投資也會有一定的增長。這張圖顯示了未來十年非洲在能源獲取方面的投資預期大幅增長，以應對當前在電力和清潔烹飪方面的需求。



影響（Implications）

要滿足淨零排放情境（NZE Scenario）下的投資需求，當前金融架構需要進一步演變，包括為轉型活動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提供量身訂做的解決方案。

確保資本的可負擔性將對推動快速的能源轉型至關重要。不僅要為項目和公司提供資金，還要支持有利的環境，並促進家庭必需的支出。目前的市場環境——特別是利率上升的情況——導致了更高的融資成本，並強調了創新風險緩解工具和支持機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EMDE。市場條件的緊縮也導致了可持續金融工具的退步，因為越來越多的金融參與者對監管變得過於嚴格表示擔憂，特別是在為高排放、難以減排的行業提供融資方面。

清潔能源項目應該採取多元化的融資策略，以利用每一種資本來源的優勢和風險承受能力。儘管私營部門的投資在發達經濟體中尤其占主導地位，但在EMDE中增長的國內私營金融部門對能源的融資尤為重要，因為它減少了貨幣風險和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對於家庭也應給予關注，因為它們作為資本提供者的重要性日益顯著，這可以從2015年到2023年間其能源資產所有權比例幾乎翻了一番看出。鑑於生活成本的上升，保持服務的可負擔性在2024年將至關重要，這可能需要來自公共資源的額外支持。開發金融機構（DFIs）也可以在確保可負擔性和在風險較高的市場和技術中提供資本方面發揮作用。

需要建立適當的工具和系統，將資金引導至EMDE的能源投資，作為清潔能源轉型的催化劑。這包括提高碳市場的可信度，因為碳市場曾因過度發放碳信用額、缺乏附加性和導致侵犯人權而受到批評。此外，改進轉型金融機制，並加強可持續金融監管，特別是在可能影響高排放、難以減排行業的融資方面，這有助於確保融資支持EMDE與發達經濟體不同的發展路徑。

在EMDE方面，對圍繞國家自主貢獻（NDCs）的清潔能源投資的財務需求進行準確評估將至關重要。這可以作為參與全球加速能源轉型融資努力的基礎，例如即將舉行的G20討論，或通過如布里奇敦倡議（Bridgetown Initiative）這樣的倡議，旨在改革全球金融架構以更好地支持E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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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3年8月12日
OTOR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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